文明的声音

关于W.H.奥登给我带来的好感，主要来自诗艺上的“自我克制”。对一个出生在二十世纪的诗人而言，这种自我克制首先体现在面对苦难上，比如《美术馆》里那种怀抱峻冷哀矜的古典态度；其次是对于爱欲的，如布罗茨基所说，是在“安静，不强调，没有任何踏板，几乎是信手拈来”中的决断。再者，他在冷静自持中也不乏智性的欢乐，比如在一系列轻体诗中，当然倘若要对此有所体味，我们至少现在还必须去读原文。也就是说，他在诗歌中已经呈现出一个健全和强有力的诗人样貌，距离那些哭哭啼啼咀嚼死亡枯骨的当代写诗者很远。

收在《序跋集》里的文章，有几篇已经有过汉译，比如《C.P.卡瓦菲斯》、《切特斯顿的非虚构性散文》，以及《希腊人和我们》的片断。还有在这本《序跋集》之外的诗论，比如有关叶芝、哈代、弗罗斯特等人的，也陆续可以看见很好的译文。这些已有的汉语奥登可以给我们以信心，知道这又是一位堪和瓦雷里、艾略特相并列的，为诗人恢复学养与智性声誉的诗人批评家。

在《丁尼生》一文中，奥登说：“抒情诗人总是面临一个问题，即在为数不多的灵感时刻之余该做什么的问题……我们都了解过其他一些抒情诗人的生平，他们要么潜心创作枯燥的长诗，要么就是失了无邪天真，整日沉湎酒色，寻欢作乐，完全称不上度过丰富充实的人生。”我觉得，奥登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现代抒情诗人能够做出的典范回答，那就是，去为报刊撰写评论文章，进而，把这样的评论文章也变成一种“广泛的诗”。《奥登全集：散文卷》有煌煌六卷，虽然按照他自己谦虚的说法，它们中的大部分都是迫于生计或是碍于情面，但诗人和一切艺术家一样，他们的天职在于转化而不是抱怨，在于将一切不利和困窘转化成有益于生命的艺术品。同时，通过谈论他人和他人的作品，奥登也是在完成某种王尔德所谓的“最高级的文学批评”，即记录自身的灵魂。

尽管奥登散文卷帙浩繁，但第一本中译竟然是他最后一部自选集，这其中不无命运的深意。《序跋集》无论写作时间还是论述对象，都跨度巨大，我们汉语读者因此得以感知一个整体的、相对完整的奥登。而这种“完整的人”的存在，恰恰也是奥登至为关心的主题。

《希腊人和我们》，是奥登为其选编的《袖珍希腊读本》所撰导言，它被置于书首，不单单因为论述对象最古老，事实上，它可以被视作晚年奥登有意无意设置的一个门槛，要进入其世界，便要先经受这篇长文章的考验，或者换句话说，经受文明的考验。他假想任何公元前五世纪的雅典人对现代社会发出讥嘲：“是的，我能看到一个伟大文明的全部作品；可我为什么遇不着任何文明的人呢？我遇到的只是些专家，对科学一无所知的艺术家，对艺术一窍不通的科学家，对上帝毫无兴趣的哲学家，对政治漠不关心的牧师，以及只了解同行的政客。”他认为，衡量一种文明的高度，是它所达到的多样性与统一性的最大限度的结合。野蛮人只具有混沌的整体感却不懂得分析，现代人一味自我分裂而丧失了统一，而公元前五世纪的雅典人，是他所认识到的最文明的人，“他们有能力保持一种对事物之间普遍的相互关联的感觉”。而要感受到这种相互关联，唯有时刻清醒意识到存在于人类思想每一个角落的微妙差异。“他们教会我们的，不是思考，而是去思考我们的想法。”而这种受教于古希腊人的思想活动，对于思想的思想，具体而言，就是对整全和分类学的双重迷恋，几乎贯穿在奥登大部分的评论文章里。

因此，他会欣赏古典学家E.R.多兹的主张，“比起那些致使交战双方分道扬镳的问题，我对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各种态度和体验更感兴趣”（《异端邪说》）；也会将爱伦·坡的长诗《我发现了》视作其最重要作品，因为“它在一部作品中糅合了几乎坡所有的独特痴迷”，他援引瓦雷里对坡的评论：“承认坡在他的一致性理论中曾相当明确地尝试依据宇宙的内在属性来描述它，这毫不为过。在《我发现了》的结尾能找到如下命题：每一条自然法则在各个方面都与所有其他法则息息相关。该命题如果不被当作定理，也很容易被看作近于广义相对论的一种表述。”（《埃德加·爱伦·坡》）

他区分五种英雄概念：荷马式英雄、悲剧英雄、色情英雄、沉思的英雄和喜剧英雄（《希腊人和我们》）；探讨四种神秘体验：自然异象、情色异象、博爱异象和上帝异象（《新教神秘主义者》）；将人类活动分为三种方式：劳动、虚构和行动，并认为，“劳动是无性别的，虚构是女性的，行动是男性的”（《伟大的觉醒》）；分析克尔恺郭尔的三种存在方式：审美宗教、伦理宗教和启示宗教（《索伦·克尔恺郭尔》）；强调令人满意的人生要在对三个世界都报以尊重的前提下才能实现，这三个世界分别是：日常劳作的世俗世界、笑声的世界与崇拜祷告的世界，“没有祷告与劳作，狂欢节的笑声显得丑陋无比；没有笑声与劳作，祷告就不过是诺斯替教派的呓语，站不住脚，傲慢伪善；而抛却笑声或祷告，光凭劳作活着的人，会变成渴望权力的疯子，他们是一群暴君，把自然当作奴役，只满足自己一时兴起的欲望”（《关于不可预知》）……在他的文章中，这种条分缕析无处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