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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没有说起她走的事，而是把它当作恶魔深埋了起来。我为了她尽力装出一副无忧无虑、心情愉快的样子，她也为了我故作轻松。夏日很快到来，我的身体已经恢复了许多，至少表面看上去是这样。有时头痛又会发作，虽说不是疼得要命，但总是毫无预兆、毫无缘由地就疼了起来。

我没告诉她——说了又有何用？既不是体力活动过多造成的，也不是因为外出才头痛，而是只要脑子一想什么，就会疼起来。在庄园办公室里，有时佃户们问些简单的问题都能引发，结果总使得我迷迷糊糊，无法答复他们。

不过更多时候是因她而起的。我们一般吃过晚饭在客厅窗外坐坐。时至六月，每晚可以在外面坐到九点多再回屋。当暮色渐渐笼罩草坪边的树头，我们静静坐着，看着她一边调饮料，一边出神，我会突然想，她心里在琢磨什么？她是不是在悄悄想，这样寂寞无聊的日子还得忍多久？是不是还在悄悄想，现在他已经恢复健康，我是否下周就可以顺利离开？

佛罗伦萨的桑格莱提别墅，现在在我眼里完全是另一种样子，另外一种气氛了。它不再是我上次去看到的那样门窗紧闭，阴沉昏暗，而是窗户大开，灯火通明。一群群我不认识的，她称作朋友的人，在各个房间来回走动，整幢别墅绚丽夺目，所有的喷泉都在喷溅水花。她满面笑容，俨然一副女主人的模样，应付自如地穿梭于客人中间。这才是她真正熟悉、热爱、理解的生活。和我一起的日子只是小小的插曲而已。谢天谢地，她就要回到自己的家了。我能想象她刚刚到家的情景，那个吉斯普和他的妻子会把大门打开，迎接她的马车，然后她会踏着急切轻快的步伐，挨个看她所熟悉的、已久违了的房间，不断问仆人一些问题，听他们答话，再心情平静愉快地打开一封封信，心头涌起千丝万缕的思绪，都是一些我从不了解、与我无关的思绪。无数的日夜，将不再属于我。

她会突然意识到我在看她，就问：“怎么了，菲利普？”

“没什么。”我总这么回答。

当那丝疑虑和不安的阴影又从她脸上掠过时，我简直觉得自己的确是她的负担。如果摆脱了我，她会好很多。我试图像过去那样出出进进，到处跑跑，天天忙于各种事务，以此来消耗精力，然而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了。即使巴通所有的土地都因缺乏雨水而干涸，又怎么样？我不大会在意的。即使我们的产品在展览会上得了奖，在整个郡都名列前茅，又有何荣耀？如果是在去年，或许是荣耀，然而在现在，那只能是无聊的成功。

我发现我在所有下人眼里都逐渐失去敬意。“你病刚好还很虚弱，艾什利先生。”巴通那个叫比利・洛威的农工对我说，因为我没对他的成绩表现出热情，他的语气里满是失望。其余的人也是这样，就连斯考比说话的语气都带着怨愤。

“你好像恢复得并不好，菲利普先生，”他说，“我们昨晚在管家房还谈起这事，塔姆林问，‘主人怎么了？他到处游荡，两眼发直。’我建议您早上喝杯马尔萨拉葡萄酒，没有比这酒更有助于补血的了。”

“叫塔姆林做自己的事，别操这份心，我很好。”我对斯考比说。

星期天和帕斯科一家、肯达尔父女用餐的惯例还没恢复，这真是件让人庆幸的事。我想我生病之后，可怜的玛丽・帕斯科就回到了教区牧师家，一定说了很多有关我疯了的话。我病愈后第一次去做礼拜时，她斜眼看着我，那一家人看我的眼光都含着某种同情可怜的神色，小声问候着我，想看不敢看的样子。

教父来看我，露易丝也来了。他们俩的言谈举止也很别扭，好像见了一个病愈的孩子，既高兴又同情。我感到有人提醒他们不要触及让我忧虑的话题，于是我们四个人像陌生人一样坐在客厅里。我想教父一定很不自在，后悔不该来，可又觉得是一种责任，非来不可；而露易丝则出于女性特有的直觉，明白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尽量不去想它。瑞秋和往常一样，总是能控制局面，使谈话的内容尽量限定在合适的范围。什么郡里的展览会，什么帕斯科家二女儿订婚的事，以及最近暖和的天气，政府部门以后的变化等——这些都是些无关痛痒的话题。然而我们即使都说出各自心里的话又当如何呢？

“赶快离开英国吧，免得毁了你自己，也毁了这个孩子。”我教父心里这么说。

“从你的目光中，我能看出，你比以前更爱她了。”露易丝心里在说。

“无论如何都要避免他们再让菲利普担忧。”瑞秋的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