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荒野侦探　1976—1996（第4/141页）

我们把下午的时间全都用来散步了。我觉得这些孩子很有意思，可能是他们给我买的咖啡的缘故，我觉得他们有点怪，好像既在那里，同时又不在那里，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好，他们是我遇到的第一批墨西哥年轻诗人，也许因为这个缘故，他们似乎显得怪怪的，可是前几个月，我见到过一些秘鲁年轻诗人、古巴年轻诗人，以及巴拿马和哥斯达黎加年轻诗人，都没有这种感觉。我很熟悉年轻诗人，确实有所不同，某些东西很让人怀念，比如同志般的情谊，强烈的共同理想，在任何拉美诗人聚会场合永远弥漫着的那种坦率。那天下午的某个时候，我记得简直像莫名其妙地喝醉了酒，我开始说起自己的那本书和我自己的诗，我不知道为什么说起那首叫《丹尼尔·科恩–本迪特》的诗，那首诗跟我这次获奖诗集中的其他诗作相比不好也不坏，但最终还是没有收进书里，我们可能还谈了诗的长度、页数，因为那两位（那个智利人和墨西哥人）写的诗都特别长，至少他们是这样说的，我还没有读过呢，我想他们甚至都有一套长诗理论，称之为诗长篇，我想这大概是法国诗人想出来的东西，但记得不太确切了，反正我就跟他们说起了那首《丹尼尔·科恩–本迪特》，我实在不知道为什么说起这个来，其中一个问我为什么不收进书里，我说其实是美洲之屋的人决定把它拿掉，那个墨西哥人说，可是他们要征得你的同意啊，是吗，我告诉他们，没有，他们没有征得我的同意。那个墨西哥人说他们拿掉了一首诗居然没有让你知道？我说是啊，实情我无法了解。智利人问他们为什么要拿掉？我说美洲之屋的人告诉我，那个科恩–本迪特正好发表过一些反对古巴革命的言论。那个智利人说这是惟一的理由吗？我像个混球似的告诉他，我想是吧，但那首诗并不是很好（那些小子们给我喝了什么让我这样说？）篇幅特别长，但并不怎么好，那个墨西哥人说这些杂种，但他却讲得很温柔，他真的说得很温柔，一点都不尖刻刺耳，好像他深知这伙人肢解我的书之前古巴人经历的一切，好像他内心深处已经不在乎那些蔑视我或者我们在哈瓦那的同志们。

文学并不天真烂漫。我从十五岁的时候就懂得这个道理了。我记得当时就想过这个，但我忘了是否把这个想法讲出来，如果讲过，当时的情景也忘了。后来这次散步（但我需要在此澄清，已经不是我们五个而是三个了，那个墨西哥人、智利人和我，另外两个墨西哥人走到炼狱的大门口时消失了）变成了在地狱边缘的徜徉。

我们三个人都不说话，好像被打成了哑巴，但身体仍在战斗，仿佛某种力量推着我们穿过那片陌生的土地，让我们手舞足蹈，那是一种默默无语、心领神会的散步，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接着我出现了幻觉，那天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也不是最后一次：我们穿过的那个停车场面向一片湖泊，这片湖又面向一片瀑布，瀑布又变成一条河流，穿过一个公墓，所有这一切，包括湖泊、瀑布、河流、公墓都呈深绿色，而且悄无声息。这时我想起两种可能性必居其一：要么我可能疯了，这种可能性极大，因为我的头脑向来是很清楚的，要么这些家伙让我吸了毒。后来，我说别走了，歇会儿吧，我感觉不舒服，需要休息，他们说了什么我没有听清楚，我只看见他们靠过来，我慢慢有了知觉，感觉自己在四处张望，想找个什么人，目击者什么的，可是看不到一个人，我们来到一片森林中，我记得我说这是什么森林啊，他们说查普特派克森林，然后带我走到一把条椅那儿，我们坐了片刻，其中一个问我哪儿疼（疼，这个词太对了，太贴切了），我本想告诉他们我全身到处都疼，整个人都在疼，可我却说也许问题出在我还不习惯这个高度，高度跟我过不去，让我看见了某些东西。

路易斯·塞瓦斯蒂安·罗萨多，拉马·多拉达咖啡店，科约阿坎区，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4月。

蒙西瓦伊斯最早说过：马里内蒂和特萨拉的门徒们写的那些喧嚣、愤怒、做作的诗不过是在简单的印刷排列世界作战，永远不会超过儿童娱乐的水准。蒙西说的是尖锐派诗人，这个评价用在本能现实主义者身上同样合适。没有人理睬他们，他们动辄不分青红皂白地攻击别人。1975年12月圣诞节前夕，我非常不幸在拉马·多拉达咖啡店撞上几个他们的人。店老板内斯托尔·佩思克里亚坚决支持我：这太令人扫兴了。负责的那个叫乌里塞斯·利马，另外一个家伙高大黑胖，叫莫克特苏马或者库奥特莫克，还有一个叫卢西欧斯·思肯。我正好也坐在这个位置，等阿尔韦托·莫尔和他的姐姐，这三个疯子忽然围住我，每边坐了一个，他们说，路易斯，咱们谈谈诗歌吧，分析一下墨西哥诗歌的前景，嘴里全是诸如此类的话。我这个人不喜欢粗暴，当然马上紧张起来。我开始琢磨：他们到底想干吗？他们怎么找到我的？他们有什么资格坐在这里？不得不说，这个国家本身就毫无风度，墨西哥文学同样没有风度，这点也不得不承认。不过，我们还是谈了二十分钟（我从来没有为阿尔韦托和他那势利姐姐的迟到如此恼火过），最后，我们甚至在某些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意见。归根结底，百分之九十的时间，我们在憎恨着同样的事情。当然，我向来支持帕斯在文学界的地位。当然，他们欣赏的似乎全是自己目前正在做的一切。谢天谢地。我是说，这还算小恶，如果他们宣称是农民诗人的弟子，或者可怜的罗萨里奥·卡斯特拉诺斯的追随者，或者海梅·萨维内斯的门徒（在我看来，有一个海梅就够了），情况会更糟糕。阿尔韦托终于来了，我还活着，之前发生了一点小小的争执，有些话很不中听，这样的举止在拉马·多拉达这种地方显得很不得体，内斯托尔先生会给我撑腰，但顶多如此。阿尔韦托来时我想我已经控制了局面。可是，后来朱丽亚·莫尔又忽然到了，问他们是什么人，晚上有何安排。那个叫卢西欧斯·思肯的马上说没事可干，还说，如果她有什么想法的话不妨说说，干什么他都愿意奉陪。朱丽亚全然不顾弟弟和我给她使眼色，说我们可以上普雷亚波去跳舞，那是一个粗俗不堪的地方，在玛亚10号小区或者泰皮托，我只去过那么一次，可一直都在使劲忘掉它，我和阿尔韦托都不能逆着朱丽亚，只好出去上了阿尔韦托的车，乌里塞斯·利马、阿尔韦托和我坐在前面，朱丽亚、卢西欧斯·思肯和那个叫库奥特莫克或者莫克特苏马的坐在后面。说实话，我最怕这个了，这些人很不可靠，有人告诉过我，他们在卡萨波尔达的圣波恩让蒙西难堪过，但是因为蒙西答应跟他们喝咖啡，你可以说那是给他们捧个场，他也有一定的错误，人人都知道，本能现实主义者就像尖锐主义者，人人都知道蒙西对尖锐主义者的态度，其实他对后来发生的事不该抱怨叫屈，不过，没有人或者几乎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虽然我有时忍不住想问他，但是从来没有问过，不想打探或者揭旧伤，再说，他跟本能现实主义者们会面时的确碰到事儿了，人人都知道，所有偷偷地爱着和恨着蒙西的人都知道，出现了各种假设和说法，总之，阿尔韦托的车像光一般飞奔或者像蟑螂般爬行着（取决于路况）朝普雷亚波开去的时候，我一直在琢磨这件事，朱丽亚·莫尔跟两个本能现实主义流浪汉在后面聊个不停。我不想给你描述那家俱乐部。我向上帝发誓，我们恐怕不会活着从那儿出来了。我只想透露一点，这里室内装饰和点缀其中的人种几乎就是从李萨尔迪的《脏鸟》以及马里亚诺·阿苏拉的《落水狗》、德尔·帕索的《何塞·特里戈》这些“浪潮文学”中最坏的小说以及20世纪50年代最糟的色情电影（不止一个女人长得像托戈莱勒，我以为她在50年代没有拍过电影，其实应该拍过）中直接抄袭来的。我们就这样进了普雷亚波夜总会，在靠近舞池的一张桌子旁边坐下，我完全不熟悉流行音乐，朱丽亚跳恰恰或者波莱罗或者丹颂舞时，我和阿尔韦托开始聊起什么（我发誓忘记内容了），一个服务员给我们上了一瓶龙舌兰或者老鼠药，我们一声不响要了，可见我们烦闷的程度。在比说出“差异”这个词所需要的更短时间里，我们忽然间就醉了，乌里塞斯·利马开始背诵起一首法语诗，我不知道为什么背诵，但他的确是在背诵，我都没有发觉他在讲法语，也许是英语，我觉得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理查德·布劳蒂甘的译文，那是一个非常糟糕的诗人，或许是约翰·吉奥诺的译文，管他是谁，没准是利马本人的替身呢，可是怎么会是法语？我有点意外。不错的语调，流畅的发音，这首诗，不知怎么听着有些耳熟，很熟悉，但可能是因为我醉得越来越厉害，或者是无情的波莱罗音乐的缘故，我无法确定这是谁的作品。我想到了克劳德，可是我们谁也无法想像利马会背诵克洛岱尔的诗，能吗？我又想到波德莱尔，想到了卡图尔·芒戴斯（我曾给一所大学的刊物译过他的诗歌片段），想到了奈瓦尔。我得惭愧地承认，这些名字都曾涌进我的头脑。为了捍卫，我应该借着酒精的迷糊马上说出来，我自问奈瓦尔与芒戴斯会有什么共同之处，后来我又想到了马拉美。阿尔韦托也许在玩着同样的游戏，他说，这是波德莱尔的诗。当然不是波德莱尔的诗。我把这首诗写出来。看看你能不能猜出这是谁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