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制度的价值与多变的代价（第5/8页）

基于普世主义的观点考察国际机制对发达工业化国家民众的影响是复杂的。不管是基于罗尔斯的差别原则，还是从功利主义个人平等价值观的前提出发，机制的原则都是有缺陷的。但是，即使有这些缺陷，制度本身仍然发挥着有价值的促进合作的功能。此外，虽然这种合作是不完美的，它对于发达工业化国家中的个人福利以及整个世界政治经济的稳定仍有积极的效果。很难相信在这些机制消失而它们所依赖的不平等原则仍存在的情况下，这些国家的人民会过得更好。

不过，仍有这样一些值得警惕的问题。不同政治学说的作者都指出，自由国际机制增强了私人投资者与政府和社会中其他团体进行讨价还价的能力。在一个开放的世界经济中，资本的流动带来有利于资本主义政府的双重偏见。从经济上来说，资本倾向于流到那些被投资者视为“稳定岛”的地区，从而有利于保守派而不利于左派控制的经济体系；从政治上而言，资本流动同样有助于右派力量的加强，因为面向资本主义者的“出口”（exit）可能性，极有可能提高他们“发言权”（voice）的效能——也就是说，增加他们通过国内政治过程影响政策的能力（Hirschman, 1970）。[1]一旦一个开放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建立起来，如我们在第七章所见，它就可能有利于赞成资本主义的政府而不利于社会主义政府。当撒切尔或里根通过紧缩货币政策招致经济萧条时，英镑或美元升值，资本向英国或美国流动。这个结果对于一个寻求控制其货币供应或扩大其出口的国家来说不太有利，但它并未导致撒切尔或里根政府在民众中失去信心，而且，它扩大而不是减少了政府可掌握的资源。相反，当密特朗努力刺激需求并对工业实行国有化时，法国的实力下降了，它的外汇储备也处于危险之中，而且需要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一些富国政府那里获得援助，政府的威望和它掌握的物质资源都下降了。

布洛克认为“经济的开放为反对工人阶级要求提高工资和进行经济和社会改革提供了一种手段”（1977, p.3）。所以，布洛克和其他社会主义者乐意将资本主义的内在冲突视为一种衰败甚至是崩溃的标志就并不令人惊奇了，而且他还悲观地将有效的合作看作是资本主义内在不适应性的征兆（Block, 1977; Mandel, 1974; Wallerstein, 1979）。保守主义者则是另一种观点，他们把对世界经济的约束视为对误入歧途政策的有益的解毒剂，而这些政策是基于政治压力或意识形态而出台的；但他们认为，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左翼政府也受到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约束。根据《迈克克拉肯报告》，“那些以一种并不充分的增长率努力追求平等的国家”可能面临着“资本的逃逸和人才的外流”（OECD, 1977a, pp.136—137）。

将社会党政府描绘为由于世界资本主义而陷于僵化就过于简单了，因为这种论点未能考虑到在国内强有力制度的支持下，在民众广泛拥护和连贯一致的政策支持下，聪明的领导人所能采取的战略。奥地利经常被视为这种成功的一个例子（Katzenstein, 1984）。不过，这种论点为否定这样一种观点提供了可能性，即本书所讨论的国际机制基于普世主义而言在道德上是不是合理的。有人会争论说，民主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可取，但它的实现由于自由国际经济机制的存在而受到阻碍。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可能想打垮这些机制，认为其终止会导致一个新的、良好的社会主义的出现。

但是，这种否定不但要假定社会主义会带来有益的结果，而且依赖于这样一个主张，即国际机制对于创建一个更好的社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障碍。要接受这一点很难。在现代资本主义的国内政治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的情况下，去破坏自由的合作型国际机制，结果可能会更糟而不是更好，因为，快速进步到相互关系和谐一致的平等主义社会中，更有可能出现的是政治上的排外主义和经济上的无效率。作为合作框架的国际机制的崩溃，不大可能意味着突然进入了一个更好的世界。

附带提一下贸易保护主义者对自由国际机制的批评。为了避免人们认为保护主义会导致纷争与冲突这样的不同意见，保护主义的支持者提到了第九章中的一个结论，即合作会服务于狭隘的目的。这样的话，一种合作的保护主义政策从语义上说就不是矛盾的。的确，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发达国家间实施的一些相互政策调整，如对自动出口限制的增加和接受，目的就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保护民众免受调整带来的冲击。因此，不带自由主义色彩的合作努力，可能有利于那些受害于开放世界经济体系的人，而发达工业化国家内面临强有力外部竞争的工业劳动者也会因此而获利，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从事相对低工资的工作，比如制鞋和纺织业。基于对他们福利的关心，有人试图为保护主义的合作模式提出一种道德上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