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消费国石油机制（1974—1981年）（第5/10页）

商业投机加上人们的恐慌心理，致使油价即使在供给充足的情况下仍居高不下。1979年第二季度的产量已与1978年第四季度持平，而1979年全年平均每天增产200万桶（上升约10%），而同期消费量却基本并未增加。引人注目的是，总体而论，1979年全年原油生产其实是供大于求的（IEA, 1980, p.12），然而却造成了油价上涨一倍的后果。为此，无怪乎一些冷静的评论家认为1979年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自己给自己造成了经济历史上最严重的灾难之一”（Badger and Belgreve, 1982, p.95）。

危机期间，国际能源机构试图向各国提供石油市场，尤其是现货市场的信息。但是收效甚微。这部分是由于市场变化速度之快令人眼花缭乱，难以预料；部分是由于各大公司与各国仍然为原油供应争斗不止。1979年3月，国际能源机构试图实行需求限制政策，每天减少200万桶的需求量，以求能够部分解决这一集体行动的关键难题。但是与以往一样，这一决议只是提出了一个笼统的集团目标，而没有对各个成员国提出具体的要求。因此，如一位代表所言，对各国政府：“这只是一项政治的而非法律的义务。”由于没有规定真实义务，它也就无法向任一国家保证其伙伴国会削减原油需求，也无法鼓励哪个国家为博得忠实履行义务的美名而减少需求。因此，它既未改变集体行动困境的结构，也没有改变各国政府因公众拒绝作出牺牲，而致使“背叛”政策风行的局面。至1979年底，已可明显地看出这一决议并未产生什么特殊效果。国际能源机构各国石油进口总额甚至比1978年还上升了1%，这反映出大多数国家的进口都有所增加，至第四季度消费量终于有所下降，但更多的是由于石油价格翻番，而非政府限制措施的功劳。[7]

1979年危机期间，国际能源机构最引人注目之处不在于它做了什么，而在于它没有做什么。苦心经营的紧急共享体系从来未被付诸实施。秘书处没有提出任何调查结果，也没有进行投票，不管精心制订的危机管理规则名义上多么重要，该机构既没有推动规则的执行，也没有以之指导政府和公司行为，相反却试图通过非正式的协调来处理危机。这一事件对本书主旨的重要意义使我们有理由对其进行详细的探讨。

国际能源规划规定任何国际能源机构成员国一旦出现7%以上的原油匮乏，即可要求秘书处启动紧急共享体系，以便国际能源机构能够对产油国的选择性禁运作出回应。例如1973—1974年间，欧佩克中的阿拉伯国家对美国和荷兰实施的禁运，但是由于“供应匮乏”的内涵界定不清，未必就能在国际能源机构成员国间实现公平分担责任的目的。比如，一国实行严格的价格控制政策，将会刺激国内消费，致使销售者退避三舍，由此也会导致出现供应不足的现象。但这实际上是咎由自取。以国际能源机构中主导国家及秘书处市场经济导向的眼光看来，对这种情况不应适用紧急程序，但在国际能源规划中却并无对价格控制加以限制的条款。

1979年冬，问题终于出现了。8月份，一直实行价格控制的瑞典诉称其第一季度石油供给缺口达17%。秘书处却认为由于季节差异，在冬季出现名义上的匮乏实属正常。因为北欧海港冬季封冻，因此各国均在夏季储备大量原油，而在冬季则减少进口。1979年2月至5月间，秘书处与瑞典政府磋商，修正依其供给模式计算得出的结果，以避免因其提出正式要求而启动应急系统。

但是，瑞典在就季节因素进行调整之后，第一季度缺口仍达9.8%，为此瑞典于1979年5月再次要求实施该系统。4天后，管理委员会拒绝了这一要求，但同时责成“秘书处对瑞典的情况进行更深入的调查，并按国际能源规划协议第19条第6款的规定，与石油公司磋商，并征求其意见，以寻找合适的解决方法”[8]。秘书处的意见认为剔除12%因季节因素造成的供给缺口，瑞典实际匮乏为7.7%。从严格的统计数据来衡量，的确应该启动应急系统。但是对形势“定性的”判断，则鉴于情况正在好转，而没有启动该系统。国际能源机构开始与各大石油公司举行非正式会谈。无疑，秘书处进行了艰苦的谈判，一方面劝说瑞典适当放宽价格控制，同时游说各石油公司在价格上作出一定妥协让步。同年夏季，这一问题终于得以圆满解决。

事后，秘书处决议认为：国际能源机构管理委员会有权启动共享体系。但是从秘书处的角度看，这将是一场巨大的赌博。人们的第一反应将是陷入恐慌并大量囤积原油，从而使局势进一步恶化。由于对价格与成本缺乏足够明确的规则约束，达成价格协议以约束现货市场将十分困难。当总体缺额低于7%，从而使再分配系统投入运转时，一些国家也许将无权参与其中，同时也可能诱使产油国采取反措施。为应付供给出现大规模中断的情况，国际能源机构建立了应急系统，一旦该系统运转不力，将使人们对它丧失信心，甚至进而威胁到国际能源机构本身的存在。显然，更为保险的方法就是避免实施这些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