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有限理性与自我利益的再界定（第6/11页）

2．行为者只在别国行为会影响自身的情况下才关注他国福祉。我们把这种情况下的利益称为工具性相互依赖（instrumentally interdependent）下的利益。囚徒困境中的利己主义者之间就具有这种利益：每人都考虑自身行动对他人的影响，但并不是出于对他人利益本身的关怀，而是因为担心自身的背叛行为会招致报复。

3．行为者不仅出于工具性原因而关心他国福祉，而且因为不论别国如何行动，其收益的增长也会促进自身的福祉，反之亦然。在这种情况下，各行为主体间的利益属于情势性相互依赖关系（situationally interdependent）。随着二战后世界经济日益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情势性相互依赖加深了。如果欧洲、日本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势必减少对美国商品的需求，从而对美国经济产生不利影响。即便不考虑经济崩溃可能导致的政治恶果，巴西的繁荣对美国也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一旦巴西经济破产，势必无力偿付美国银行的债务。当今世界，紧密交织的贸易与金融网络反映了经济相互依赖的增强，它可以将福利效果，不论是好是坏，直接由一个社会传送到另一个社会中去。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具有利己主义倾向的行为者采取何种行动，它们彼此之间的利益都构成了情势性的相互依赖关系。

4．最后一种情况为：行为者纯粹为他国的利益而关注其福祉，即使这样做对本国物质利益和安全毫无裨益。例如，富裕国家的许多公共和私人机构为灾民提供的救济，或是大量的外国援助。诚然，许多政府救济是基于狭隘的自身利益的考虑，但若以之解释许多小国如荷兰、瑞典的援助行为则很难服众，而对于解释像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Oxfam）或美国援外合作署（CARE）这样的志愿机构则更为牵强。我们把上述这种情况称为移情性相互依赖（empathetic interdependent）。[9]

本书第五章对深谋远虑的自我利益与短视的自我利益所进行的区分，实际上是以工具性或情势性相互依赖为预设前提的。针对某一特定问题，被利己主义者视为与其行为具有潜在联系的问题的数量与范围，决定了其所具有的远见程度。目光短浅者只注重即时问题，深谋远虑者则还要考虑这样做会对其他利益有何影响。但是，二者在计算时所考虑的都只是自身的福祉。[10]移情问题的提出，则使我们超越了这一区分，去探寻更深层的价值问题。

在世界政治中讨论移情问题似有脱离现实之嫌。时至今日，在一个实现了高速流动、即时通讯、多种跨国关系广泛发展的世界里（Keohane and Nye, 1972），国际团结与民族国家的和谐一致仍不明朗。不过，世界政治中一些新的现象是颇为引人注目的。泰勒指出，在欧洲，对共同体的感情有时会超越功利主义的考虑，“那种希望从合作中获得特定利益的想法，与基于同某个或某些特定伙伴合作的意愿相比，前者有时会退居于次要位置”（Taylor, 1980, p.373）。此外，在一次欧洲民意调查中，当被问及欧洲内部关系问题时，相当多的人的政策倾向与狭隘的自我利益观是相悖的。例如，1977年一次民意测验显示，欧共体9个成员国中均有70%以上的被调查者认为，如果其他成员国遭遇严重的经济困难，伙伴国应理所当然地提供帮助；多数人甚至认为本国选出的欧洲议员应以欧洲利益为重，国家利益其次（Inglehart and Rubier, 1978, pp.78, 82—84）。这种情况是工具性、情势性、移情性相互依赖关系的混合反映。与此相应的是，近年来有人在著作中开始质疑世界政治中国家边界的道德意义问题（Beitz, 1979a, 1979b）。他们认为，可以以一种有限的方式对国家利益加以移情性的解释。当然，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自我利益也决不会归于消弭，而是将取决于其他国家福祉的实现，从而导致对自我利益的重新定义。

本书中“利己主义”所涉及的利益概念均为独立的、工具性的或情势性的相互依赖状态下的利益。放宽利己主义的假设意味着承认，世界政治中的国家及其他行为者有可能重新定义其利益，以实现移情性的相互依赖。这种变化将对合作产生深远的影响，国家将更倾向于获取更大的双赢结局——以能够带来更大的总体收益的方式解决国际问题——即使其直接收益可能会有所损失。当他国受益时，它们也将从中获益。共享的利益将因此进一步扩大，从而有可能达成至少相等也许会更多的互利协议。

利己主义与移情：相互竞争的两种解释

在世界政治中，能够以移情来解释的行为领域相对较小，这种解释只适用于那些明显不能以狭义的自我利益来加以解释的行为。在一个假定的自助体系中，移情的作用只能居于次要位置；甚至于那些因移情而采取的行为，也很有可能被解释为具有利己主义目的，而且听起来还颇言之成理。对这两种解释的考察，将显示出各自对与国际机制行为相关的阐述所存在的优劣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