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有限理性与自我利益的再界定（第8/11页）

不均衡的交换

在某一特定时期，国际机制似乎促进了不均衡的物质交换，即一方所提供的有形资源远多于对方。这种明显的不平等交换，涉及包括我们今天所能利用的各种资源，例如石油和市场准入，过去的马歇尔计划，50年代大量的贸易安排，以及当前颇为常见的对外援助。当然，它们还可能包括在未来提供这类资源的承诺。

乍看上去，不均衡的交换似乎与理性—利己主义的假设相悖。对此，利己主义理论家通过重新将这种交往解释为均衡交换，以对这种批驳作出有力的反击。他们指出，每一起有形资源的流动都会产生相应无形资源的反馈。这一解释常被证明是正确的（如第八章中所示）。二战后，欧洲、日本以对美国的恭顺来换取经济援助，反映了美国的“影响效果”（Hirschman, 1945/1980）。美国向欧洲输出的商品价值远远高于其自身所得，作为回报，美国则获得了影响力——成为瑙尔（Knorr, 1975, p.25）所称的美国“庇护型的领导”（patronal leadership）的基础，我们则称之为霸权的领导。受惠国的顺从导致了影响力的回流，施惠—受惠的关系经常能被重新概念化为一种交换关系，其中，无形收益与有形收益交叉流动着。

这一辩驳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之上，即互惠是自助体系的内在原则：当资源沿某一方向流动时，在其相反方向上必然存在对等的资源回流。但是，在接受这一前提之前，我们有必要对互惠的概念及其在国际关系中的含义进行更深入的探究。

作为文化的组成因素之一，互惠这样的规范似乎四海皆然，其“两个最低限度的要求是：（1）应该帮助那些帮助过自己的人；（2）不应伤害那些曾帮助过自己的人”（Gouldner, 1960, p.171）。但是在不同的社会，或者是对于同一社会中相同的关系，互惠的表现形式却千差万别。在对“石器时代经济学”的论述中，萨林斯对互惠作了有益的区分，他将互惠分为“消极性”、“对等性”和“普遍性”互惠三类形式（Sahlins, 1972，第5章，pp.185—220）。

消极性互惠是指通过欺诈或必要时使用暴力，从而牺牲他人利益而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反映在世界政治中，其最极端的表现即为侵略战争。消极性互惠是一种对环境仍不适应时的策略，在这一环境中每个行为者的福祉，至少是部分取决于能够长期确保与他方的自愿式合作。事实上，萨林斯发现，在原始人群中，复杂精巧的制度安排已经得到发展，从而实现了对消极性互惠必要的社会压制（Sahlins, 1972, p.201），这与我们关于国际机制的论述是不谋而合的。

对等性互惠以等价物的即时交换为特征（Sahlins, 1972, pp.194—195）。这种互惠以实现双赢的贸易为基础，较之消极性互惠，它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交换关系更为相似。但是其“即时性”特征则又使之与国际机制所促成的交换模式大为不同。实际上，这一差异能帮助我们进一步清晰地认识到机制的作用。国际机制可以被部分地视为一种促成“非即时性”交换的安排。在纯粹的即时交换中，每一方都不必接受任何义务、规则或原则，因为这一交换在任何时候都是对等的，永远不会存在“债务”和“信贷”。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1981年美国与伊朗之间达成的一项决议。当时伊朗同意释放被劫为人质的美国外交官，而美国则归还伊朗在美国的金融资产。对此双方（包括英国和阿尔及利亚）作了周密详尽的安排，以保证任何一方在达到目的之后，都不会出尔反尔，欺骗对方。由于美国与伊朗革命政府之间毫无任何可资联系的国际机制，因此只得经过艰苦的谈判，来达成一个非正式安排，以实现对双方都有利的对等性互惠。

但是这种完美的对等性互惠不利于关系的长期发展。萨林斯认为，在原始部落中，“一种不平衡的贸易措施维持着贸易伙伴间的关系，从而驱使着下一次交易的完成”（Sahlins, 1972, p.201）。在世界政治经济中，国际机制部分以义务的形式为偿还债务创造了激励因素，从而使交换关系中暂时的失衡现象为人所接受。机制的作用与信贷市场相似，主要致力于提供信息，以促进协议的达成。如银行为了了解借款方的情况，对“国家风险”进行调查，以了解借方的信誉信息，就属于这种情况；同样，中世纪欧洲证券交易机构以商务通讯的形式，或是通过市场上的信息交流来提供信息。[12]进一步说，与国际机制一样，信贷市场依靠的是制度的声誉，它以既往的表现为依据，不可能在短期内一蹴而就，也不会因承诺或能言善辩而获得。巴格哈特就此指出：“每家银行都清楚，不论它说得如何动情，当它不得不去为其信誉进行‘证明’的时候，其实信誉已经离它而去。……信誉是一种力量，它只能自然生长，而无法人为建立。”（Bagehot, 1873/1962, p.33）国际组织和国家所拥有的声誉也是长期发展的结果，它能迅速地被毁灭，却无法同样迅速地被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