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有限理性与自我利益的再界定（第4/11页）

由于这些案例都属于国内政策问题，而与国际协议没有多大关系，因此从理论上讲，具有不同偏好的继任政府都可合法地对这些公共项目加以修改，尽管在实际操作中这是很难或是不可能做到的。然而，一旦国内政策成为国际协议的一部分，再要加以修改就会困难得多，继任政府必须遵守历届政府签订的国际协议，否则就要冒遭到国际报复的风险。

这一问题在发生革命的国家表现最为尖锐。例如尼加拉瓜的桑地诺政府为了维持信誉，被迫承担了前索摩查政权所遗留下来的巨额债务。这与我们的主题——涉及发达市场国家在内的国际机制——是不无关联的。例如，战后初期，美国国内孤立主义势力仍然很强，执政的国际主义者担心继任者可能会减少美国在海外的卷入，为此他们创立了诸多国际机制，部分作用就在于束缚未来孤立主义政府的手脚，使之继续卷入海外事务。拟议中的布里克尔（Bricker）修正案试图修改宪法，要求不仅仅是正式条约，许多国际协议的签订也须得到参议院的同意。这是20世纪50年代美国保守主义势力试图避免美国过多卷入国际机制的一项重要努力，在当时，美国卷入国际机制的程度是如此之深，甚至连保守派领袖都不得不表示支持。[5]

在本书第三部分对战后国际经济机制的描述中，也能找到这种试图制约未来政府行动的例证。国务院努力通过《英美石油协定》，以确保战后原油进口（见第八章），尽管并未成功，但这种行动的确意在防止未来政府实行石油进口配额。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则提供了又一个例子。多边贸易协议的达成促使各国实行关税的双边减让，使得后继政府很难重新提高关税。通过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各国不仅可以影响他国的行为，而且可以限制继任者的行动自由。无独有偶，1971年以前布雷顿森林体系实行的钉住汇率机制也限制了各国未来政府实行通胀的企图，只要各国在经常账户出现赤字时仍需向国际融资贷款，这种限制就将始终存在。[6]

更为普遍的是，在一段时期内，现任政府为维持开放经济所作的决策，对于继任政府控制国际经贸往来的能力也会产生深远的制约作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秘书处指出，其代表性成员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的20%依赖于进口，一旦某国为刺激需求，谋求凯恩斯主义式的经济增长，从而改变其货币、财政政策，必将导致进口大量增加，造成经常账户的巨额赤字（OECD, 1983, p.19）。但是如果一国政府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和紧缩性货币政策，而国际资本持有者又对该国及其政府抱有信心（由于意识形态或其他原因），这种政策就将导致资本的流入和汇率的升值，就像1981年至1983年间的美国那样。但是达到一定点之后，不断增长的经常账户赤字可能导致汇率下降，最终诱使政府实行紧缩政策，以避免货币危机。

施行限制政策的保守政府，尽管也会受到开放的世界经济的影响，导致出现不希望看到的资本流入和汇率升值等不利后果，但是对于奉行刺激性经济政策的社会党执政的政府而言，其所受到的制约则更为严峻。当某个新上台的社会党政府舍弃既往的保守政策，而改奉扩张性政策，这种行为将对其币值产生负面影响，随之而来又将导致资本外逃和低水平的私人投资，从而使局面进一步恶化。[7]法国密特朗的社会党政府在1981年至1982年就面临着这一困境。国际经济的开放性使得一国很难改变其政策，因为任何改变都可能与世界政治经济领域中主要大国的政策不相协调。对此，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指出：“国际实物和金融之间的联系有力地制约了各国政策可能的差异程度。”（OECD, 1983, p.19）

马克思主义认为，这种来自国际自由主义的限制具有强烈的不公正性，因为它仅仅有利于资方而不利于工人。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强调国际经济自由主义在政治上的不公正性，这也正是其理论的力量之所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认识到，那些奉行国际主义政策的政府所追求的开放政策，创造了相互依赖的国际经济和政治模式，这种模式一旦被破坏，代价将极为高昂，从而束缚了后继的社会主义政党或者民族主义政党政府的手脚。[8]即使民众认为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为优越，当国际自由主义大行其道之时，民众将不愿意社会主义政党上台执政，担心因此会造成经济混乱。而且，对资本外逃的担心，也会束缚执政的社会党政府或者社会主义运动的手脚，如同英国工党（Panitch, 1976），意大利共产党（Putman, 1978），以及最近法国社会党所面临的局面一样。因此，保守主义的前任政府与其资本主义盟友共同建立的自由主义国际机制，可能有力地阻止了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