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的暗夜（第2/3页）

由大观园，我们几乎立刻可以想起萨德的那个远离尘嚣的拉科斯特城堡——在这个城堡中，萨德建立了一个与世隔绝的“淫荡天国”。当然，我们或许还可以提到，当明末《春梦琐言》的作者需要为笔下的性爱男女找到一个理想的性交地点时，他马上想到的就是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其“理想国”的规制与景物，与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十分类似。

在萨德的《索多玛的一百二十天》中，四位淫乱者身处森林深处的城堡中，和他们的性奴们一起与世隔绝。在罗兰·巴尔特看来，这座人迹罕至、飞尘不到的隐秘处所，具有童话般的性质：陡峭的山峦，只有独木桥可通行的绝壁、围墙与深沟，甚至还有令人惊恐的大雪。[63]这些纵乐者除了睡眠和饮食之外，照例是一刻不停地进行着鞭打、肛交、残酷的肉体折磨、吃粪等各种疯狂的性虐。阅读这部小说或观看由意大利导演帕索里尼所改编的同名电影，我们不难发现，所有的性虐过程，似乎都是一幕幕预先经过彩排的戏剧。华美的舞台布景、服装和道具，都具有某种梦幻般的舞台效果。小说中不厌其烦加以刻画的精致美食，则与性放纵相辅相成——为这些纵欲者所安排的饮食，必须能够迅速补充精液的消耗，同时能够使那些受虐女子变得肥胖，为变态狂提供“圆润丰满”的阴道。某些食物能使受虐者产生催眠效果，另一些则会人为地导致腹泻，以便施暴者满足嗜粪之欲。

我们知道，在《金瓶梅》中，精美的饮食同样得到了非同一般的强调，旺盛的食欲总是与淫乱的能力互为表里。当西门庆食欲减退，只能喝粥或喝汤时，他的身体随之变得衰弱，生命也就走到了尽头。

尽管萨德笔下的暴虐、乱伦、性倒错乃至杀戮是如此的令人瞠目和惊怵（萨德不仅是西方“黑色小说”的始祖，甚至是弗洛伊德的先导），但罗兰·巴尔特却认为，萨德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色情作家”。他的那些“色情”，至多不过是一些语言或文字上的游戏——它并不是对尘世生活中性乱的反映，而仅仅是一种没有任何道德约束的空洞想象。与其说它是色情，还不如说是色情修辞；与其说它是可能之事，还不如说是一种恶作剧式的舞台场景的组织和连缀（萨德本人是总导演）。[64]比如说，“他在两分钟之内给了我一百二十次高潮”这样的句子，并不指向一个事实，而仅仅具有某种修辞或象征意义，在现实生活中是绝不可能发生的。正因为如此，罗兰·巴尔特将萨德的作品，视为一种深思熟虑的“非现实主义”寓言。[65]

不过，对统治者（书报审查机构）来说，或许真正危险的并非是色情，而是对色情的想象以及乌托邦式的写作。萨德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监狱中度过的。他两次被判死刑，三十八岁之后受到了永久的监视与囚禁。在贵族主导的历史时期，他被关在巴士底狱的时候，还有机会“疯狂地写作”，通过仆人将作品带出监狱之外去发表（电影《鹅毛笔》演绎了这个传说）。而到了资产阶级上台，他与墨水、与纸张的关系被彻底斩断，意识形态机器转而宣布他为疯子。也许萨德只有通过偶尔被允许的“狱中散步”，在大脑中构思并阅读那些匪夷所思的小说了。应当说，萨德笔下的性虐事件，与《金瓶梅》中的自然主义色情完全不同——前者是夸张的，虚饰的，幻想性和象征性的，而后者则是一种现实意义上的实录或模拟。

但是在萨德的作品与《金瓶梅》之间，并非没有值得我们关注的思想或价值共同点。

作为正在没落的贵族阶层中的一员，萨德对正在上升的资产阶级既憎恶又恐惧。他不愿意与新兴的资产阶级共享权力，但又无能为力。因此，作为一个暗喻，在两性关系中平等的、共享的性享乐，也让萨德感到厌恶而不能接受。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任何共同分享的快感，都是不能接受的。这是萨德式暴虐（即透过不平等的虐待获得快感与满足）产生的重要原因。当然，在私生活中，萨德本人也只有通过频频光顾妓院去虐待妓女，才能重温贵族阶级正在失去的统治权，他所付出的报酬，正是对“暴君角色”或“贵族身份”进行赎买的佣金。我们在福克纳《喧哗与骚动》的那个昆丁身上，也能清晰地看到贵族庄园制被破坏后，给他造成的某种“性倒错”。

顺便说一句，将萨德描述成某种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者”是完全错误的。他固然要求建立一种全面的“社会主义”，来废除私有财产，但他又矛盾地要求在这个社会中保留自己的城堡和土地。他呼吁社会主义，是出于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孩子式”的反抗。这样一个处处受到伤害和羞辱的旧贵族，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在纸上建立一个孤独的、与世隔绝的剧场和乌托邦，通过变态的性虐来维持君主权威的幻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