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的暗夜

我们知道，尽管《金瓶梅》对于色欲采取了强烈的批判或否定态度，但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姿态是虚伪的。《金瓶梅》的叙事者对色欲其实并不反感。否则，他就不会在作品中连篇累牍且乐此不疲地加以赤裸裸的呈现了。我们也知道，《金瓶梅》这种对色欲既否定、批判又呈现、欣赏的方式，在明代色情小说序列中是十分常见的做法。道德上的批判或说教，往往不过是一个幌子而已。然而，奇怪的是，当严格意义上的色情小说在欧洲十八世纪大规模出现之时，西方的作家们，竟然不约而同地采取了与中国明代同类作品完全一样的做法。

比如说笛福（Daniel Defoe）的《摩尔·弗兰德斯》、约翰·克莱兰（John Cleland）的《范妮·希尔，或一个荡妇的回忆》、努加雷（Pierre Jean Baptiste Nougaret）的《沦落风尘的村姑》等作品，都无一例外地以道德训诫和说教，作为“情色”的外衣。即便是狄德罗《拉摩的侄儿》这样的“反道德小说”，也设置了一个狄德罗与“侄儿”的对话结构——叙事者所扮演的，是一个道德说教者的角色；而“侄儿”的言行所呈现的，则是具有强烈叛逆性格的“恶”和“异化”。

我们套用西蒙娜·波伏瓦的概念来说，在中西方不同的历史进程中，都出现过一个被称为“伦理学暗夜”的时期——西方社会公开质疑上帝及其基督教伦理，中国则是质疑程朱理学及其世俗化的社会道德。两者的出发点都是大规模经济发展所导致的价值和道德困惑。在新思想冲决旧有的道德藩篱的过程中，它需要一种既维护旧道德（主要是策略上的说教），同时又让新的思想观念得以出现（多半是以“恶”的形式）的矛盾结构。我们知道，黑格尔在解读《拉摩的侄儿》一书时，一眼就看出了前者（道德说教者）的惺惺作态，而认为后者（赤裸裸呈现的“恶行”）才是狄德罗作品中唯一重要的东西。

值得一提的是，像《摩尔·弗兰德斯》或《范尼·希尔，或一个荡妇的回忆》等情色小说，都无一例外地采取了主人公独白或回忆的方式，即第一人称叙事，通过主人公自己回忆性的陈述，来向读者披露其“堕落”的历史。不用说，这种叙事方式与奥古斯丁以来就流行的“忏悔录”体，有着很深的关系。事实上，“忏悔”本来即是一个理想的“矛盾结构”——忏悔是对道德的维护（一种隐藏得很深的自我保护），而忏悔的内容，往往才是作者真正的意图所在。如果说西方文学的第一人称叙事是由十八世纪的情色小说（包括“忏悔录”文体）而发端的，恐怕并非无据。有意思的是，与 《范妮·希尔，或一个荡妇的回忆》一样，明代万历年间的《痴婆子传》，竟然也采取了第一人称的“予”，通过主人公阿娜的回忆来讲述其一生的淫荡史。奇怪的是，这种第一人称叙事的手法，在明代的小说创作中不过是昙花一现。

若把十八世纪欧洲所谓的情色文学，与中国明代的色情小说做一个对比，我们就会发现，西方情色文学在《绣榻野史》、《欢喜冤家》、《痴婆子传》这类作品面前，简直就像是一个青涩而害羞的小学生。这些作品连性器官都不敢实写，而仅仅由比喻来暗示，其因色情而遭到禁毁，往往令后世的读者困惑不解。

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很多。但我想，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原因是：欧洲十八世纪的情色小说（除极少数的例外，如法国的《好家伙修士无行录》），绝大部分都署上了作者的真名，即便他们在描写色情时处处小心翼翼，因书籍被禁而遭逮捕入狱的事也时常发生。而中国明代的色情小说则一律是匿名写作，作者写作这类作品的目的往往是为了满足读者的色欲想象与好奇，刻诸枣梨以获利。

我的意思当然不是说，在欧洲十八世纪的文学作品中，就找不到一部堪与明代“禁毁文学”相媲美的真正意义上的“色情小说”。在这里，我们或许应当提及法国作家萨德（Marquis de Sade）的作品。不论是对社会道德攻击的激烈程度，还是其色情描写的大胆，萨德都堪称是十八世纪欧洲情色文学首屈一指的典范。

在《金瓶梅》中，西门庆临死之前，曾可怜而伤感地拉住潘金莲的手，满眼落泪地对她说：“我的冤家，我死后，你姐妹们好好守着我的灵，休要失散了。”西门庆一生的理想，或许就是拥有一个巨大的花园，让众多的姐妹都环绕在自己身边，长相厮守。他一面在物色各种美女，并把她们弄到家中；一面盖造园林，让花枝招展的女人簇拥在自己身边，纵情享乐。《红楼梦》中的大观园可以视为西门庆宅院的改建与扩大。它既在尘世之中，又在尘世之外，仿佛是“人迹希逢，飞尘不到”的太虚幻境在人世间的投影，与外部世界既保持着联系，又相对封闭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