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情问题（第3/4页）

[61]而《如意君传》作为描写武则天与薛敖曹性事的小说，在社会上流布极广。它不仅是《金瓶梅》所仿效的对象，甚至也是明代很多色情小说如《痴婆子传》、《绣榻野史》的蓝本之一。而若要说到性描写之刻露、恣纵，与《金瓶梅》同时或稍后的色情小说如《痴婆子传》、《绣榻野史》、《浪史》、《僧尼孽海》、《灯草和尚》、《欢喜冤家》、《玉闺红》、《弁而钗》、《宜春香质》、《素娥篇》等作品，则更为大胆和无所顾忌。部分色情作品中的淫秽文字，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男女交合，涉及到了比单纯性事更为隐秘或幽暗的“性虐”领域：比如对性变态或性扭曲的刻画入微（《欢喜冤家》），带有道家房中术色彩的性爱招式大全（《素娥篇》），专门描述肛交的“男风宝典”（《龙阳逸史》），津津乐道于扒灰偷媳、叔嫂乱伦的痴女自传（《痴婆子传》），以多人群交、乱伦及窥视癖为能事的“吕氏春秋”（《绣榻野史》）[62]，写母女同事一男、兄妹相奸却“别有情趣”的浪子纵欲（《浪史》）。这类作品的旧刻本，往往还配有春宫图示或图解，堪称“左图右史”。可以说，即便是今天消费性的成人电影或网络上流行的“耽美”小说，恐怕也要相形见绌。这类小说，在历代严遭毁禁，是理所当然的事。

所有这些色情小说关注的性事和性幻想，侧重点或有不同，但都无一例外披着一层道德说教、因果报应的外衣。对性放纵和对欲望的批判，往往是虚晃一枪，实际上成了作者们创作这类小说的道德外衣。一方面是批判社会的不成体统，揭露纵欲的后果及报应，用以劝诫世人；但另一方面，又对笔下的淫秽内容穷搜逖览，津津乐道。某些相对严肃的作者，确实构建了主人公严酷乃至悲剧性的结局和果报命运，以图劝世。但大部分作者由于提前知道了读者在阅读此类作品时的真正着眼点，所谓的道德说教和因果报应，往往点到为止，其真正的“作者意图”，毫无疑问，不过是宣淫诲亵，以逞其快。确如鲁迅所言，作者专意于铺叙的，无非是性交罢了，其越人伦常情，如有狂疾。

而作为描述十六世纪广阔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金瓶梅》的主题涉及社会的商业、经济、市井文化、法律、道德及文化观念等众多领域，“性”不过是作品中众多主题之一。其与明代社会勃然兴起的色情小说，固然存在着根本的不同，但倘若仅就色情和性描写而言，毫无疑问，《金瓶梅》仍然处于这个色情泛滥的文化系统之中。

如果我们将《金瓶梅》放到整个明代的色情文学背景中来考察，我们便能够准确地把握住其作者对于性或欲望的矛盾和暧昧态度。和明代的色情小说一样，《金瓶梅》同样披着道德说教的外衣，打着批判的幌子，为自己所披露的猥亵和淫荡内容寻求道德庇护。不用说，在色情内容的呈现上，《金瓶梅》无法与这些作品完全划清界限。换言之，这种貌似不留余地的批判和说教，与同时期色情小说的写作套路没有什么不同。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这种赤裸裸的色情描写，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正当的，或者说是有意义的？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也许首先要去反问：为何中国的色情文学创作，会选择在明代中期至明末这个特殊的时代里集中喷发？它是偶然的吗？

对于《金瓶梅》的历代读者或研究者来说，他们在为《金瓶梅》的色情内容进行辩护时，其理由往往集中在以下两点：

其一，当时的社会风气本身就是淫荡的，小说不过是一种隐喻和记录而已。对明代社会史的研究，确实可以找到这方面的证据。

谢肇淛所说的“娼妓满天下，终日倚门卖笑”的社会风气，可谓南北皆然。正因为如此，很多色情小说的作者，在其弁言中，往往都宣称自己的作品是“实录”。尤可骇怪者，如《浪史》一书，竟然一反“纵淫贪欢，必致髓尽人亡”的传统套路，公然宣称，放荡的生活不仅不会有碍身体健康、导致家破人亡，反而可以得道成仙。《浪史》的主人公，最终隐居在湖畔幽美的园林之中，与他的几十个妻妾其乐融融、与世偕忘，并最终得道，位列仙班。由此可以想见，当年的淫佚之风之惊世骇俗，已到了何种程度。

其二，由于明代中后期政治衰弛，社会与道德混乱，士大夫和文人大多深感绝望。由于找不到出路，他们可以做的似乎只有两件事：一是纵情于男女声色；一是构建亭台楼阁，在封闭的园林中“洁身自好”，逃避政治，并培养醉生梦死的所谓“个人趣味”。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绝大部分色情小说中，都有相对封闭的华美庭园；也可以解释，为何直到清军占领北京并攻击南下之时，那些“愧无半策匡时难”的江南文士，竟然还在忙着修亭造园，纵情于诗酒歌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