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情问题（第2/4页）

由于世风所染，作为靠生意发家的新型商人，西门庆显然不再满足于简单的性事，已经有了将性作为一种文化来消费的明显意图。潘金莲会弹琵琶，孟玉楼会弹月琴，李瓶儿则是一个极有时尚趣味的妇女。春梅什么都不会，但也无妨，西门庆会专门请人来教她演习。不论是在宴席之中，还是在床笫之侧，伶优的浅斟低唱亦无时无之。

然而，将性作为一种带有享乐主义色彩的社会交往和娱乐方式，辅之以戏曲、吟唱、诗词、猜枚行令和投壶等游戏名目，并不自《金瓶梅》始。在唐宋诗词中，这种“春梦朝云”的雅事时常是骚人墨客的固定题目，而这作为一种生活习俗，在宋代的《东京梦华录》中已有了详细的记载。不过，这样一种“风雅”，一般来说都局限于帝王贵胄和文人士大夫阶层，而在《金瓶梅》中，这种高度仪式化的“赏心乐事”，开始向新兴阶层（如胸无点墨的商人）蔓延。当然，《金瓶梅》对瓦肆勾栏的描述方式，也深刻影响到后世的小说创作。到了近代的《海上花列传》，作者干脆直接将故事的主要情节放在了妓院中。韩邦庆的这部小说虽有“狭邪”之名，但于通篇的风花雪月之中，竟无半字涉及露骨的性事，相较于它所学习的《金瓶梅》，亦可谓有出蓝之概。

问题是，如果说《金瓶梅》在描写勾栏妓院的酒食饮乐时，笔墨尚可节制，可一旦涉及潘金莲、李瓶儿、孟玉楼、春梅、王六儿等“家人”，其赤裸裸的笔致，可谓不厌其烦、不厌其细，摹声绘影，纤毫毕现。其在当时及后世，受到“淫荡邪乱，贼民蠹国”之诟病，毫不足怪。

《金瓶梅》所写的性事，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为男女异性之间的交媾，这在全书的色情描写中占了绝大的比重。

第二类即是所谓“男风”，即同性男子之交欢情事。有此种嗜好的人，以“读书人”温葵轩为最。有一次，西门庆傻呵呵地请温葵轩师傅去妓院中开眼，可温师傅却如坐针毡，表情十分痛苦，不久即要告辞而去——温葵轩对花枝招展的女性，并无任何兴趣。伯爵对西门庆打趣说：“你把温老先生有本事留下，我就算你好汉。”可见温葵轩专盯男童屁股之恶名（他的绰号就叫“温屁股”）早已遐迩皆知。

第三类即是以西门庆为代表的“双性”取向。当然，总体而言，西门庆仍以不知疲倦地渔猎女色为首要事务，恋童不过是偶尔为之罢了。而陈敬济齿白唇红、一表人才，不仅惹得妇女们眼馋——潘金莲、庞春梅、冯金宝和韩爱姐等人先后投怀送抱且情义深笃，他在落难后居然成为街头“引车卖浆”之同性玩弄作践的对象。盖敬济之同性倾向，实以被迫的成分居多。

至于说到乱伦，考之于小说中的人物关系，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比如李桂姐之于西门庆、潘金莲之于武松、王六儿之于韩二等，但作者毕竟没有就这层关系做任何的渲染。也许淫风所及，在当时的底层社会中，像叔嫂、姑侄一类的亲缘乱伦，已经算不得什么大事。《金瓶梅》中唯一称得上有真正乱伦之嫌的，或许只有潘金莲与陈敬济这对“欢喜冤家”。但潘金莲不过是西门庆的第五房小妾，且与陈敬济年齿相近，两人暗中勾在一处，虽有悖人伦，亦非完全不可理喻。而色情小说中常有的女性同性恋、暴力强奸、变态、群交等事，《金瓶梅》则基本没有涉及。

按张竹坡的说法，《金瓶梅》的作者蓄意要隐去姓名，而我们后代的读者却硬要将这个作者挖出来示众，似乎多少有点对作者不敬，或者说有点不太人道。照此推论，考虑到作品中大量露骨的性描写，作者显然是在“反正读者不知道作者是谁”这样一个相对安全的前提下开始写作的。作者为彻底隐瞒自己的身份，想必有过一番殚精竭虑的周到安排。这恐怕是《金瓶梅》之作者考证，历时数百年而一无所获的原因之一吧。

这种隐去姓名的决绝态度，想必给写作带来了极大的自由。至少从理论上来说，可以在写作中毫无顾忌。那些令人匪夷所思的性交名目，以如此触目惊心的方式直言无隐，与“匿名写作”的策略有很大的关系。

不过，世人谈及《金瓶梅》，往往将它视为中国色情小说的鼻祖和渊薮，或者说将它视为色情文学登峰造极的奇观，这当然是一种误解。事实上，在对色情的描写方面，《金瓶梅》既不是第一部，也不是最露骨、最大胆的一部。鲁迅所说的“时尚”也可以从这个层面来理解。

按陈大康先生的描述，早在《金瓶梅》问世数十年前的弘治、正德年间，像《花神三妙传》、《寻芳雅集》、《天缘奇遇》、《如意君传》一类的有大量色情内容的作品，已先后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