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善无恶（第3/4页）

当然，我们不应该误会，认为李贽的“真空”不过是虚空或空无一物。实际上，他苦心构建这个“真空”，正是希望新的“理”能够从中孕育并生长出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有伊斯兰教家庭背景的李卓吾，作为明代思想界的盗火者，或者说作为最具叛逆性格的思想家，他的“真空观”不能不说是思想界的一大奇迹，其中包含着尼采“重估一切价值”这样石破天惊的政治、道德和文化诉求。他实在是走得太远了，就连黄宗羲、王船山都将他视为异端，他在后世之遭人诟病和误解，就一点都不奇怪了。

说到这里，也许我们还应当提及，李贽历来也被认为是《金瓶梅》可能的作者之一。考虑到李贽对小说特别是《水浒传》和《西游记》的兴趣，考虑到他强烈的“嫉伪”倾向以及对于“道学”的深恶痛绝，考虑到李贽的言论与《金瓶梅》的思想倾向和价值观念有着太多的共同点，这种推测虽然没有确凿证据，但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吧。

那么，《金瓶梅》与明代中后期思想中流行的“无善无恶”论，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金瓶梅》的立足点，在于对社会现实的全方位批判。这种批判过于严厉峻激，不留任何余地，使作品弥漫着强烈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气息，以至于作者不得不引入佛道，作为世人在绝望的现实社会中可能的超越性出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金瓶梅》中无善无恶的相对主义立场，主要来源于禅宗（也包括道家的“无为”与“虚静”），应该说没有什么疑问。但《金瓶梅》的无善无恶，与阳明学的“无善无恶”论，也并非全无关联。如前文所说，王龙溪与李贽等人在继承并推进王阳明的“无善无恶”论之时，主要的侧重点在“无善”上。其中包含着这样一个逻辑前提：在“真空”或“无”的状态下，重新确定善恶秩序。而这种冲动的心理依据则是“嫉伪”。从某种意义上说，《金瓶梅》也是如此。

毫无疑问，《金瓶梅》的世界，从现实社会的层面上说，的确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无善”的世界。西门庆就不必说了，从蔡京、翟谦至夏龙溪，大小官员无不忙于权钱交易、徇私枉法、颠倒乾坤、尔虞我诈，为一己之私欲而无所不用其极。开封府尹杨时（龟山）在花子虚、李瓶儿分家财一案中，看蔡京之面收受贿赂做分上，乱判葫芦案，叙事者居然称此人“极是清廉”（十四回）；清河知县霍大立在吴月娘状告女婿陈敬济一案中，先将陈敬济问成绞罪，后受了陈敬济一百两银子，“一夜把招卷改了”，将死罪改为 “运灰赎罪”的缓刑，而使他免于处罚，叙事者仍然称道他“为人鲠直”（九十二回）。连“极是清廉”的“鲠直之士”尚且如此，当时的宦情之糜烂、法律之贪墨可以想见。作者故作反讽，不仅极写官场的营私舞弊之“无善”，亦着眼于官场伦理的善恶混乱、是非颠倒。

因《金瓶梅》刻意描写的是市井生活，故而对读书人着笔不多。有之，则是温葵轩、倪秀才之流的满嘴道学与丑态百出。《金瓶梅》中凡提到读书人，都以“咬文嚼字”四字一笔抹杀：提刑官夏龙溪一见蒋竹山说起话来咬文嚼字，就立刻断定他是坏人；薛姑子为吴月娘讲经说法，竟然也模仿读书人咬文嚼字的腔调；而作者借潘金莲口中“我不信他一个文墨人儿，也干这个营生”，更是一语骂倒天下的读书人。

然而官场与读书人阶层的“无善”，仅仅是《金瓶梅》所反映的社会现实的一个方面，却不是作品的重心所在。《金瓶梅》真正想要勘破和揭穿的，是世俗的人情。

我们知道，王阳明、王龙溪、李贽诸人所考察的重点，在于宦情与知识分子阶层的一般状况，论辩与驳正也主要在思想界展开。而《金瓶梅》的“无善无恶”则主要是在世俗伦理的层面上呈现。这种世俗伦理，涉及父子、兄弟、夫妇、友朋等诸多方面，涵盖了亲族关系、家庭伦常、朋友往来等日常生活的所有领域。而作者将社会伦理与日常生活判定为“无善”，则是源于小说家的观察与日常经验。作者所着力宣扬的“人情之伪”，足以对现实和生存本身形成否定。其“嫉伪”之心，比之于李贽，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假如说，现实生活是纯然的无善，那么，对“无善”的批判，必然会导致“向善”的力量的出现，或者说导向传统小说“惩恶扬善”的既有主题。可是《金瓶梅》的作者所遇到的困难显然不止于此。世俗生活的无善，不仅不是纯然的无善，反而是处处有善（即伪善）。在《金瓶梅》所描述的人情社会中，官员之交接，友朋之谀迎，妻妾之闺情，生意之往来，甚至娼门之游狎，均披着温柔体贴、克己从人、仗义行侠、恩情不亏、礼仪隆崇之外衣，如迷雾粉墨，弥漫于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而只有到了事败人散的最后关头，所谓的离心、倾轧、反目、背叛或落井下石，才会陡然出现。问题是，人情之恶，当露出它的本来面目之时，往往对当事人来说，已为时太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