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善无恶（第4/4页）

《金瓶梅》中有两句诗，叫做：“雪隐鹭鸶飞始见，柳藏鹦鹉语方知。”初一看，极富诗情画意，可是，如果将它直接用来形容人情的险恶，也是很贴切的吧（我们在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中，也可以看到这种商业资本社会的一般逻辑）。更为糟糕的是，《金瓶梅》中所描写的“无善”，甚至也不仅仅是伪善。真正的情形，应当是伪善中竟然也夹杂着些许的“真善”。也就是说，伪善中有真善，虚假中有真实。《金瓶梅》崇祯本的批评文字中，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叫做“世情之假往往从真来，故难测识”。正是由于“良善”的掺入，使得伪善得到了一定的保护和装饰，使人不易辨别。所以说防小人易，防伪君子难。这里的“良善”，类似于人所固有的四端之心，也类似于李贽所谓的“生知”——即耕稼陶渔之人生而就有的善或“佛性”[44]。无论是西门庆、潘金莲这样的“色魔”，还是应伯爵、谢希大这样的“帮闲”，乃至于张胜、鲁华这样的“架儿”，薛嫂、文嫂这样的“色媒”，在日常交往中，他们偶尔也能够表现出天良的灵光一现。问题在于，天良也好，伪善也罢，一旦遇到私利，即如雪见艳阳，顿时化于无形，露出其恐怖和丑陋的底色。对功名利禄的贪婪和无条件追逐，正是伴随着明代商业社会的兴起而出现的基本人情世态。

在这里，《金瓶梅》的作者遇到了和王阳明、李贽几乎同样的问题：如何辨别并区分善恶？当然，这个问题也可以变成：在伪善甚至是“亦恶亦善”大行其道的新的社会条件下，简单直接地区分善恶，是否还有可能？是否还有意义？

不过，尽管从导致“无善无恶”论出现的社会机制上来看，《金瓶梅》的写作与阳明学产生的背景没有多大不同，但在对这个问题的处理上，两者却有很大的差异。

阳明学心体澄明的无善无恶，固然是“至善”，但它毕竟还要与有善有恶、知善知恶、为善去恶相资为用。阳明的“四有”、王龙溪的“四无”以及李卓吾的“真空”，都包含着重建善恶及道德秩序的冲动。尽管如此，当时和后代的学者在批评阳明学的无善无恶论时，不约而同地认为他的“救世冲动”恰恰疏松了对于恶的抵抗，客观上造成了对现实世界的妥协，从而加速了体制和秩序的崩溃。在这一点上，东林党人对阳明学的批评人所周知，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对此亦颇多异议与论辩。

《金瓶梅》的无善无恶，则退得更远。局部的良善仅仅是伪善的护身，而伪善则是周流于世间而无孔不入的。在其背后起作用的，则是酒色财气一类的私欲。按照这样的观察和逻辑，作者在暗中把是非善恶问题，轻易地转变为欲望问题；把对善恶的区分问题，压缩为受欲望控制的程度问题；把对恶的批判，转变为对欲望的批判。也许是作者对于社会阴暗面的观察太过敏锐，对人性的洞察过于真切，对现实政治与社会状况过于悲观，其无善无恶论，一下子退回到了彻底的佛老或禅学立场。同时，其对欲望的批判，又必须以正面呈现欲望为前提；而对欲望的呈现方式，亦没有与明代社会大量出现的带有玩世、颓废乃至虚无色彩的色情小说划清界限。《金瓶梅》在后世被目为淫书，被斥责为伤风败俗，作者在见识、思想意识和叙事方法上的局限，确实难辞其咎。

就善恶区分以及无善无恶论而言，我们指出《金瓶梅》一书的局限性，不等于说作者在善恶问题上所遇到的难题本身缺乏成色；也不等于说，作者的无善无恶论世界观一无是处。作者一下子退守到佛老和禅学的立场，固然难免消极和虚无色彩，但是这样一个退却的姿态，无意中也带来了新的方法论变革，并催生出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传统小说“惩恶扬善”的既有价值主题的新维度——我们不妨称之为“真妄”维度。不用说，“真妄观”的提出，作为对“善恶观”的必要补充，大大拓展了中国章回体小说的文化视野和价值空间，在中国小说史上，这无疑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