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禅与念佛（第3/3页）

其实，结拜一事何处不可，为何非得牵扯上僧道仙佛？西门庆所谓“结拜的事，不是僧家管的”一语，尤属可笑。僧家固然不管，道家如何就管呢？真正理想的去处，倒应该是儒家的祠堂，或者是刘、关、张义结金兰的桃园。这段文字轻描淡写，却将此书的一大关键和纲目暗暗托出。最后的结拜之地，选在了玉皇庙，而作为陪笔出现的永福寺，就成了一大埋伏。

永福寺与玉皇庙，分别作为佛、道义理的象征，多次出现在《金瓶梅》中，影影绰绰，时明时暗。直至小说末尾，吴月娘去泰安进香，在碧霞宫遇险而避入雪涧洞，受到普静法师的点化，西门庆唯一的子嗣孝哥在永福寺出家，全书的结构纲目才得以清楚地呈现出来。也就是说，《金瓶梅》全书，实从玉皇庙结拜（热结）始，由永福禅寺出家（冷收）而终结。在这样一个草蛇灰线、千里埋伏的线索之中，作者由道始，由佛终，道、佛并重而统摄全书。

除了玉皇观、永福寺之外，小说中写到的其他道观与寺院不下十数个。而出入西门庆之家、与他时相过从的，既有和尚、尼姑，也有道士、真人。这样一来，佛、道所代表的色空观和出世观，与小说现实层面的生活（儒家伦常）就构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对话关系。佛道世界观与价值观，特别是“真妄之分”，既可以视为对世俗欲望及乾坤颠倒之乱象的批判利器和批判动力，也可以被看成是对后者的超越与归宿。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金瓶梅》中，作者所刻意构建的，并非是佛道与儒家的对立，而是佛道义理与欲望的对立。作者引入佛道系统，也不是为了反对乃至取消儒家伦理，而是出于某种不得已。在明代末世，儒学（特别是程朱理学）对现实生活正在失去应有的作用——在《金瓶梅》所描述的日常聚会中，有圣人之称的孔子，常常沦为戏谑与讽刺的对象。作者引入佛道的苦衷，与王阳明及其门徒“引佛入儒”的动机大致相仿。其根本理由，都是基于对现实社会的绝望。从这个意义上，《金瓶梅》的“作者意图”，与阳明学、明末的三教合流及三教一致论，实有很大的内在关联。

客观地说，词话本《金瓶梅》的作者，不仅没有从根本上摒弃儒家思想，相反，字里行间随处充满了乡村学究式的儒家道德说教。值得一提的是，在小说的第九十九回，词话本中有一段归结全书旨意的 “开篇诗”，在绣像本中遭到了删除：

一切诸烦恼，皆从不忍生。

见机而耐性，妙悟生光明。

佛语戒无伦，儒书贵莫争。

好个快活路，只是少人行。

在这首诗中，作者明确将佛道的见机妙悟与儒家伦理的制欲莫争并举，借此批判世俗社会的物欲横流。正因为《金瓶梅》所试图构建的，是佛道义理与欲望的对立，吴月娘式的功利念佛以求欲望满足的“修行”，沦为被否定乃至批判的对象，就很容易理解了。

这里顺便说一下，《金瓶梅》作者对于佛教的态度的复杂与矛盾，特别是“以佛反佛”的观念，实际上与明末佛教内部的禅、净之辨或禅、净对立，也存在着某种微妙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