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鸦片战争（第2/5页）

也许，这是一个对孩子有用的故事，但毛泽东从这个无稽之谈中，找到了经济政策的基础，影响了上亿的人。1958年到1961年的大跃进就是愚公移山：农民们被教导去后院里熔铁，这样中国的工业生产可以赶上英国，而结果是大规模的砍伐森林，造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饥荒，害死了大约3000万到4500万人。而不到四十年后，我的学生们还写到他们从“愚公移山”那儿得到启发。每次我读到一个学生引用这个故事，我的心就收紧了，几乎要发作：别去糟践那山了，你这老蠢货。当然，我克制住了，我也同样小心地不让学生们知道我讨厌毛泽东。

周恩来叫我困惑，他是中国神人里头最外国化的一位。他也是最受尊敬的：全国的民意测验显示，他是年轻人当中最大的英雄。他们仰慕他，因为他是个外交大师，也因为他弱化了文革造成的破坏。这些观点是真实的——毫无疑问，他的外交技巧对每一个见过他的外交使节都留下深刻印象，而且如果不是周恩来在一些关键点上予以遏制的话，红卫兵还能造成更大的破坏。但不像邓小平，周恩来从未公开反对那些破坏行为，而且即便在疯狂达到顶点时，他也会在舞台上参加集会，和其他的狂热群众一起挥舞手中的红宝书。

我想他这个人是有些滑头的——他英俊，聪明，而且他善于保住自己的皮肤。我觉得，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在整个文革期间都能身居高位，不可能是一个完全的好人，就好象一个成年的德国人在纳粹统治期间一样，他至少部分参与了犯罪。但对中国人来说，这是过于简化了；他们更喜欢把周恩来看作辛德勒那样的人——他看出体制乃是错了，但他从内部工作，消除一些它的恶果。这些人物身上有一种务实的英雄主义，而中国人总是很务实的，远胜西方人。[1]

而我对于邓小平品牌的务实主义，则有着多得多的理解同情。那些错误中，有他的一份儿——他在反右运动中，是个重要人物，那是在1950年代末，毛泽东要加强他对中国的控制权，而且当然，邓小平同意了在1989年暴力镇压。但至少，他可以离开党的路线，像他在文革期间做的那样，当时他不像周恩来那般摇尾乞怜，他批评了运动。作为后果，他被清理了，他的家庭受到了惩罚，他的儿子被扔出了窗口。他的批评不是那么政治性的，但他不是那种只对政治感兴趣，为了政治而政治的人。而且他挺过来了，这一点和周恩来非常不同。我喜欢他这一点，尤其是因为他体现了我最钦佩四川人的地方——他们的强韧以及他们不伪装。到得最后，他成了唯一一个我可以理解的中国神人，而我对他的离去，感到一丝伤感。

邓小平去世后的星期二早晨，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有一个追悼仪式。它通过CCTV全国转播，中国的每一个单位都被预期会聚集起来，观看仪式。所有的旗帜都会半降，在十点钟，当仪式开始了，会有三分钟的全国哀悼，工厂，船只，战舰，的士，卡车，以及火车会鸣笛。在中国，这类的仪式很容易组织，比沉默容易多了。

我们早晨的课被取消了，英文系的所有学生和教师都聚集在一个礼堂里，观看悼念仪式。老师们聚集在前排。亚当与我在后面找了个位置，因为我们对这典礼该如何进行不大确定，而且也想回避关注。喇叭声从河上传来，所有人都肃立。

张书记带领仪式。他跟从电视上的动作，对老师和同学们发出严厉的命令；我们站着，当大会堂的代表站着；我们磕头，当他们磕头。我们一起鞠躬三次，然后张书记叫我们坐下听悼念的发言。

江泽民主席讲了五十分钟。一开始，他就崩溃了，擦着脸，呜咽着，我能看到有些学生也在哭。几个后排的新生在偷笑。但他们保持着安静，而群体中的大部分人都很严肃，而在十分钟后，每个人就只是感觉厌烦了。从外面传来工人们在新的宿舍干活，在我的公寓后。我想所有的仪式中，邓小平可能最喜欢这个——锤子声以示致敬，当另一栋建筑在中国建起的时候。

在仪式结束后，亚当与我走过家，跟刘老师一起。她是我们系最高阶的教师之一，一个五十三岁的女人，她嫁给了魏书记，学校里最高级别的干部。他们住在我们楼的第三层，但我几乎没跟刘老师说过话——就像大多数干部那样，在我们身边她看似不大自在。但今天，为了某些理由，她很想说话，在我们绕过木槌球场的时候。

“我几乎和新中国同龄，”她说。“成立新中国的时候，我六岁。可以说，我是看着新中国长大的——在那时候，我们都还小。你大概听说过，在解放的初期，有很多的政治运动。特别是在1960和70年代——在那些日子里，总是有政治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