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鸦片战争

我从安妮那儿了解到了邓小平的死讯，她是我的一个学生。我刚刚休假回来；现在是旱季的中段，乌江的水面很低。孩子们沿着河岸放着风筝，春节后，中国到处都是这个景象。

二月20日，我注意到教学楼降了半旗。但我没有多想，直到我去安妮那儿拿备用钥匙，她住在楼下，帮我看房间。

“你听说发生的事儿了吗？”她问道。

“在学校这儿？”

“不，在北京，”她说。“邓小平死了。”

我说我很遗憾，然后我问他什么时候死的。

“昨天。他们在今天中午前的电视上播报了。我听到的时候，很想哭。”

她边说边笑着，但这是典型的中国人的笑容，给内心深处的情感戴上了面具。那些笑容可以隐藏很多的情感——尴尬，愤怒，悲伤。当人们如此笑时，仿佛所有的情感都被紧紧包住，挪去了它处；有时你能从眼里瞄到一点，或者嘴角，或者前额上的一缕皱痕。安妮有着高颧骨，深酒涡，而今天，我能从她脸上察觉到一丝伤心的痕迹。

“葬礼在星期二，”她说。“课程会取消。”

“噢，”我说，“他活得很长。”

“他九十三岁。我想今天中国的每个人都很伤心。特别在四川这儿——你知道邓小平是四川人。”

她又一次笑了，不过现在酒涡里的悲伤转为了骄傲。我取了钥匙，谢过她，转身上梯，回了房间。

我想到了安妮的父亲，那个文革期间在四川煤矿呆了八年的数学教授，而我也知道邓小平在同一期间遭受了相似的苦。他两次遭到清理，他的儿子神秘地从高楼的窗户里摔出，瘫痪了，在一次红卫兵的审讯中。然而邓小平挺了过来，带领国家走出文革，而安妮父亲这些人的平反也是他负责的。

当代中国的领导人中，没有一个像邓小平那样的。他的形象毫不傲慢；他的个头矮小，在年轻时，也从未像周恩来和毛泽东那样俊朗。他在重庆东南部的乡下长大，在那里，他养成了一个农民的品位和习惯。他的吐痰是著名的，至少在海外——几乎所有的外国描述都提到他在重大会议期间，大声吐痰。但他有中国人说的“吃苦”能力，而且他有一种务实，坚定的智慧，那就是他将中国从灾难性的国营经济中扭转过来的原因。他也很直接，毫不客气，那也是1989年的民主示威被暴力镇压的原因之一。四川人身上的许多优点，缺点，都可以从邓小平的性格里看到。

我的很多学生是从广安来的，那也是邓小平成长的地区。在第一个学期里，我让安妮所在的三年级班的同学写下他们心目中的英雄，除了十一个选择了家庭成员的学生外，其他的结果如下：

毛泽东 七人

邓小平 四人

周恩来 四人

有三个人选择了拿破仑，因为他“打破了欧洲的封建制度。”

一个选择了孔繁森，一个中国式的烈士，他死在西藏。

一个选择了乔治华盛顿。

一个选择了内森海尔，“一个美国的革命家。”

一个选择了穆罕穆德阿里。

他们的口味倾向于选择革命英雄。即便阿里也是一种革命人物，一个放弃了他的职业生涯，抗议越战的人物。我本人也钦佩阿里，但这么多学生以毛泽东为偶像，叫我不安。温迪，班上最聪明的学生之一，写到：

虽然毛泽东要为文化大革命负责，我们也绝不能否认他的成就。所有人都知道，金无赤金，人无完人。所以，我们要辩证地看问题。他是舵手，是中国的红太阳，他也是我的英雄。

赛斯写下了同样的句子：

当然，毛泽东犯了很多错，但瑕不掩瑜。他依然被中国人民敬仰。他的身体融入了祖国大地。可以断言，如果不是毛泽东的话，中国的革命会大大失色。所有我认为毛泽东值得在世界历史上有立足之地。我想，恐怕只有列宁和丘吉尔才能与他相比。

在涪陵教书，迫使我和中国已故的领导人建立了一种近似个人的关系。听起来很奇怪，因为在我人生过去的二十七年里，这些人对我来说一点意义也没有。但我现在到处都碰到他们——在学校图书馆的门口，有毛泽东的书法复制品，一面墙那么大，而他的画像在我教书的楼里。出租车司机把邓小平的像挂在反光镜上。学生们总在谈论中国的政治人物；他们的写作中充满了对毛泽东话语的引述，而且他们经常提及邓小平和周恩来。对涪陵的人们来说，这些男人远不仅是政治领导人，而我发觉自己也对这些人产生了强烈的感情。这就好像来到一片新的土地上，了解了当地人崇拜的神。

我非常不喜欢毛泽东。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这并非异常；若你是从外面来到这个国家，没有多少理由让你喜欢他。毛泽东的许多魅力，来自于他启发中国人为自己自豪，为国家骄傲，但对一个外国人来说，这些自豪看起来很空洞——无知，沙文主义，而且是肥皂泡。在涪陵，我越来越不喜欢看到他那肥胖的，自以为是的脸孔，而且我不喜欢他那因为简短扼要，所以容易记住的言论。我尤其不喜欢他那“愚公移山”的故事，那是我的学生们最喜欢的。这是个简单的寓言故事：一个老人住在大山边，生活很不方便，他尝试说服村里人帮他一起把山移开。当然，每个人都嘲笑他；你移不了山！但老头非常固执，也非常有奉献精神，每天他一个人用铲子去山上干活。最后他凭自己一个人把整座山移走了。而村子里的人意识到自己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