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跑步（第4/14页）

廖老师是个很瘦的女人，留着长长的黑发，举止含蓄。她二十七岁，教当代汉语。她笑的比孔老师少。我们的学生中也有人上中学系的课，认为相较之下，廖老师是个比较好的指导老师。她是从四川中部的城市自贡来的，那儿以它的盐出名。每个四川的大小城镇都声称有点什么出名的东西。涪陵因其榨菜出名，就是长在河岸两边的那种。

几个月里，我们对孔老师和廖老师的了解就只有那么多了。我们还知道他们的普通话非常清晰，只略带一点四川口音，会把N和L声混淆。除此我们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了。对我们来说他们就像教汉语的机器，或者说农庄动物——一种不那么贵的，神情厌倦的的拖货的马匹，用来纠正我们糟糕的发音。对他们来说我们是愚蠢的外国人，我们粗糙的舌头一点音调感也没有。

我和廖老师头一次的课程本来计划是两个小时，然而我只坚持了不到六十分钟。回家路上，我的脑袋发晕——从前曾有人在一个钟头内犯过那么多错误吗？所有一切都错了——发音，语法，词汇，起始的声音。她会问我一个问题，然后我尝试在脑中运行着语言，以作回答，但在我开口前她就自己回答了。她说得很清晰，这是当然，但在这个钟头里我们也没说哪怕一个字儿的英文。这是我所想要的，毕竟是一个中国家教嘛。但我无法想象一个星期时间里做七个小时这样的事儿，还能保证我的理智清醒，当我看着书架上那些可怜的卡片时，心想，没指望了。

整整一个月里，都是这般的情形。我是太自我关注了，甚至没想一想对方那边感受是怎样，后来我意识到，对我的老师们来说，情况更差。他们来教外国人那神圣的音调，并没有被处决的危险——那法律至少已经改变了，自清代以来。然而这也不是什么让人羡慕的工作。首先，我们付的报酬偏低了。这不是故意的；我们听到的报酬标准是错的。而孔老师和廖老师他们当然又太礼貌了，不会向我们指出这错误来。这就是说，在那头一年里，他们都只拿到了三分之二的报酬。更糟的是，他们这每周七小时的工作又是那么无聊，那么沮丧。书里的课程很简单，坐火车，下馆子——而我笨嘴笨舌把每样事儿都说错，他们简直不知道怎样来把我导入正确的方向。你怎样才能叫人学说汉语呢？你怎么运用那满肚子的古诗知识，来教会一个外国人来掌握一个基本的第三声。

我们都在迷失当中，而这失败笼罩住了我们的全部关系。其他的和平队志愿者的家教会说英文，这样他们至少能够在下课后聊聊天。他们聊到老师们的家庭；他们一起吃饭；他们成为朋友。我的老师们看似不像真人——好几个月后，我才了解到廖老师已结婚了，孔老师有一个儿子。在开始时，他们的态度有些疏远，有些谨小慎微，将语言的问题更加复杂化了；他们之前不认识一个外国人，而且他们完全不知道如何跟我们打交道。

中国的教育风格和西方也截然不同，这令我的老师们更添了几分挫折感。在中国，一个老师乃是被无条件尊敬的，老师与同学的关系倾向于非常的正式。老师教就教了，而他也总是对的，学生学就学了，而且总是犯错。但这不是我们美国的传统，像我自己的学生注意到的那样。我在自己的课堂上鼓励一种非正式的关系，如果某个学生错了，我会指出她之前曾经做对的地方，赞扬她，鼓励她去努力。对他们来说，这种赞扬毫无意义。干嘛这么做？如果一个学生错了，她只需要被纠正，而非无论旁敲侧击或轻柔以对——这就是中国的方式。

我没法那么去教书，而扮演学生的角色就更其艰难。事实上，出乎我的意料，在我的汉语课程略有起色后，情形变得更糟。我书本里的那些文字似乎老在跟我玩迷藏，形状奇怪的黑色比划，在我脑子里漂进漂出，经常唤出一些误导我的暗讽来。它们更像图而非字：我会看着“长”字，想到了K-mart（注：美国超市）。阝叫我想起了字母B，或者一把挂在墙上的斧子。“大”看起来像一个人在跳高。“点”像一只蜘蛛扛了一面旗。我对着那些奇怪的文字瞪了太久，在梦里也见到他们——它们蜂拥在我脑子里，我醒来后，隐约有些不舒服，而且想家了。

但某一个时刻，好像有些比划直直站起身来，瞪着我的眼睛，那些联想都消失了。突然它们就成了字：它们有意义了。当然，这不是立刻发生的，这是我的工作努力所导致——我发疯似地努力学习，希望减少我上课时的痛苦。我忙成了那样，几乎没有意识到我已经取得了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