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讲 公民听众与政治说理（第4/4页）

评估宣传的有效性对于宣传调整策略、确定目标、选择手段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宣传可以把彻底改变人们的内心思想和灌输正确思想作为目标，“文革”期间的“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闹革命”便是例子。但是，宣传也可以把迫使人们在公共表现上有正确行为作为目标。这样的话，一个人只要有正确表现，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便不再重要。法国社会学家埃吕（Jacques Ellul）指出，许多人误以为，宣传只是与人的想法和信仰打交道，是诱导和规定人们如何去“正确思想”（orthodox）。其实，宣传的目的并不只是改变和形成人的想法，而且更重要的是改变人的公开行为，使人有正确行为（orthopraxy）。哪怕一个人的想法没有真正改变，只要他的公开行为是按照宣传所规定的样子被改变了，宣传就已经成功有效地达到了目的。这是极权宣传最重要的特点和作用，也是顺民的假面生活可以在没有信仰的假面社会中，代代相传、绵延不断的根本原因。

宣传是一种“非道德”的话语机制，“非道德”不等于“反道德”。但是，由于不在乎道德，宣传对不道德也就经常是无所谓的。宣传之所以是一种“非道德”的话语机制，那是因为它的“主体”是机构而非个人，而道德主体必须是能够作出自由选择的个体。由体制、组织、机构来扮演最终话语主体的宣传不可能像个体的说话主体那样，独立地在自由道德抉择的意义上接受真实和真诚的话语伦理。坚持话语伦理的重任必然落在个人身上，坚持话语伦理的话语主体从事的是与宣传所不同的说理。宣传是独语，说理是对话，正如埃吕所说，对话一开始，宣传便完蛋。一旦人们开始通过对话，积极进行思考，宣传就难以起到预期的作用。宣传所依赖的就是一种缺乏积极思考和独立判断的被动接受，而宣传所损害的也正是人的自由精神、独立人格和思考能力。

[1]Philipp Melanchthon，德国宗教改革家，人道教育家，他是马丁·路德的亲密同道者，对宗教改革有重大的影响。

[2]Leonard Cox，第一部英语修辞学论著的作者。

[3]Thomas Wilson，伊丽莎白一世的国务秘书，他的《修辞艺术》从1553到1583年再版了八次。理的正当性，一句话，不再被人们信任。像马基雅维利所建议的那样，专制必须换上另一副面孔，改打民主的旗帜，以骗取信任。而且，再蛮横不讲理的专制统治者，也必须做出说理的样子，这种说理就是人们虽然熟悉但未必了解其性质的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