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讲 说理的目的与环境

说理的人都需要表明自己的主张，说明对事情有什么看法，观点如何。没有明确的主张，读者就不知道你要说什么，在说什么；没有明确的主张，连你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要说什么。发表自己的主张不只是在一个句子或者一个段落里，而是往往在一番议论或一篇文章里。根据主张的主要具体内容，我们可以把说理分成不同的目的，又称“争议点”。它们的区别并不是绝对的，弄清自己在为何种目的提出主张，也就是在厘清自己提出的是何种主张。这可以帮助一个人有的放矢地进行说理。除了大多数主张都可能涉及的“定义主张”（参见第四讲），还有五种最常见的主张，它们的争议点分别是事实（发生了什么）、原因（原因与后果的关系如何）、意义（如何阐释一件事、一部作品、一席话的意义）、价值（什么是好的、有用的、美的）和行动（该怎么办）。

真实是说理之本

这些不同种类的主张可以是单独的，也可以相互交织和混合。以“反右”运动为例，讨论者如果关注的是1957年前后到底发生了什么，那就会是一种“事实”主张的说理，它的主要目的是发现、陈述、还原历史事实。讨论“反右”与讨论其他历史事件一样，需要坚持真实的原则，要说真话，运用靠得住的历史材料，打破人们对某些敏感事件或人物的沉默，恢复被消抹的个人和集体记忆等等。在对待历史事实问题上，虽然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和主张，但并不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对于言之有据的说理，事实与非事实之间是有所区别的，因此，在说理和说歪理之间，也是可以区别的。

为了说明“反右”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什么人有过什么样的遭遇，什么人应对这个历史事件负什么样的责任，往往就会需要涉及“原因”的说理。例如，是什么造成了“反右”运动？有哪些因素或推动力发生了作用？例如，政治学学者王绍光就认为，发动“反右”斗争是由于右派向党猖狂进攻，所以不得不对他们进行反击。但是，研究者朱正则认为，“反右”是一场旨在消灭党外民主派的“阳谋”。他们对于“反右”的原因便是提出了完全不同的原因说理。

不同的原因说理其实已经涉及了对“反右”的意义阐释。例如，反右的“右”是什么意思？当时知识分子提出的意见是“善意批评”还是“猖狂进攻”？他们有没有发表意见的公民权利？把他们当右派来打击、迫害是对还是不对？对过去事件的用词和用词的含义往往会引起意义和价值的说理争论。例如，如果“右派”其实不是右派，而且，几乎所有的右派如今都已经平反，为什么还称“反右”？名词的意义说理往往会转化为价值说理的评价，例如，“反右”的“右”是贬义的，与“错误”、“反动”、“不正确”、“坏人”这类负面的评价联系在一起，现在又该如何看待所谓的“右”？那些曾经是革命的正确立场，是否真的正确？这又会使得意义和价值的说理有可能朝行动说理发生转变。在广大右派尚未平反时，行动说理可能会影响到对他们的具体处置：如果右派是坏人，那么就应该继续打击，如果他们不是坏人，那么就应该平反昭雪。今天，讨论“反右”运动，仍有行动说理的意义：如果“反右”是一场错误的运动，就应该好好总结历史教训，将来不要再犯类似的错误；相反，如果反右是一场正确的运动，就应该好好总结经验，以便将来再进行这样的运动。

在所有这些说理中，虽然不会有人反对真实或实事求是，但是，确定真实、发现真实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说理的人都会为自己的主张引述某些在他们看来是真实的证据。但是，并非所有的说理者都会对所谓“真实证据”的可靠性有自觉的审视与检验。《1957年的夏季》的作者朱正，他在凤凰卫视拍摄的“反右”纪录片中说过这么一件事：“反右”后不久，他有一个熟人，一位从益阳调来的干部，去看当时负责在湖南打右派的省委第三书记周惠，他们谈起一位叫陈明的被打成右派的干部。周惠问这位从益阳来的干部，你知道你为什么没有成为右派吗？那个人说，陈明有右派的反党材料，而我没有。周惠哈哈一笑说，把你往当中一放，不就有材料了吗？苏联一部小说中，批斗会被含蓄地称为“往中间站”，凡是被某种权威认定犯有罪过的人，就让他站到一伙人的当中去，接受辱骂、批判、审问、斗争，没有任何辩护的权利。这种处境下，那个“往中间站”的人是没有说理的权利的。那些揭发、批判他的“说理”，它的真实性是根本不需要验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