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外星DNA，地球生命（第2/8页）

同“德雷克方程式”相关的另一种科学方式就是“费米悖论”（Fermi Paradox），恩里科•费米3（Enrico Fermi）于1950年提出了该悖论。费米悖论认为，外星文明存在的极大可能性和证明其存在或同外星文明接触的证据缺乏，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悖论。当然，由于科学拒绝研究或认可同外星文明潜在接触的证据，所以这个悖论本身从某种程度而言就是另一个悖论。

来自加拿大安大略省沃特卢市（Waterloo，Ontario）圆周理论物理研究所（Perimeter Institute）的阿德里恩•肯特（Adrian Kent）认为，或许有一个充分的理由说明外星人为何没有通过射电天文学让我们知道他们的存在。他认为，除了地球之外，在宇宙的其它地方也可能存在信息资源竞争。因此，高级物种就可能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开拓其它星球，这个观点正好同撒迦利亚•西琴所提出的理论不谋而合。如果事情是这样，那么“星球大战”（Star Wars）就不仅仅是科幻小说中的情节，而很有可能是遥远的银河系中真实发生的事件。

不切实际的研究者以及持怀疑态度的人常常使用“德雷克方程式”和“费米悖论”这两种很好的方法来嘲笑整个领域。为了帮助解决这个问题，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装备了一台开普勒太空望远镜。该望远镜旨在搜寻能够从地球上看到的行星，它们能够绕过或穿过其前方的恒星。该望远镜自2009年3月启用以来，就一直在向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发回信息。截止2011年2月，这台开普勒太空望远镜已经确认了15颗新行星，发现了1235颗备选行星，这包括我们太阳系之外的最小行星。2011年3月，已经证实我们的银河系有至少20亿颗类地行星，即所有类似太阳的恒星数量的2.7%。如果我们将其推展到其它星系——已知的宇宙中有将近500亿个——可能那里存在1000亿个类地行星。这是最少的情况！那么，显然在那之外的某处存在其它生命形式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因此，过去我们被外星生命造访过的几率也增加了。

33.胚种论

假使外星生命没有同我们人类接触过会怎样呢？假使我们就是外星生命又会怎样呢？假使我们——地球之上的所有生命——来自其它地方又会怎样呢？生命并非起源于地球这个观点古已有之。首批已知的胚种论——这是该观点的科学命名——支持者中的一位就是苏格拉底4（Socrates）的学生，古希腊哲学家阿那克萨哥拉5（Anaxagoras）。阿那克萨哥拉认为，宇宙是由无数胚种构成的。他认为，这些胚种在到达地球之后产生了生命，他杜撰了术语“panspermia”（胚种论）。

1864年，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重新提出了生命的外星起源说。在19世纪70年代，他的实验思维得到了英国物理学家开尔文爵士（Lord Kelvin）和德国物理学家赫尔曼•冯•亥姆霍兹（Hermann von Helmholtz）的支持。在20世纪初，瑞典化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斯凡特•阿伦尼乌斯（Svante Arrhenius）提出，穿越太空的细菌孢子就是地球上生命的胚种。英国天体物理学家弗雷德•霍伊尔同他斯里兰卡（Sri Lankan）的学生以及后来的长期合作者钱德拉•维克拉马辛哈，在20世纪70年代重新提出了这个观点。霍伊尔于2001年去世之后，维克拉马辛哈仍然大力宣扬这个观点。

人们普遍认为生命起源于地球，在地球之上进化。这是毋庸置疑的，这就是众所周知的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学说，这种学说渗透到一切科学领域。然而，胚种论同物种起源学说背道而驰。这就是为何远古外星人理论会在科学界备受争议的原因。

不过，进化论有一个大缺点，也就是其出发点的问题。达尔文提出，生命起源于某个“温暖的小池塘”，就像是一个地质炉子，某些成分在这当中偶然聚在一起，意外地创造了生命之汤。1857年，路易•巴斯德指出，微生物总是源自于先前存在的细菌，因此我们所知的地球之上的生命总是源自于先前存在的生命。总而言之，达尔文错了，但是这并没有阻碍达尔文的生命起源观点继续占据西方科学的主导地位。巴斯德和达尔文之间的僵持局面因为这样一个事实而变得非常有趣，即达尔文的模式是一种理论，而巴斯德的结论是建立在科学实验研究基础之上的。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科学还是更乐意相信达尔文，推广这个尚未得到证明的理论！

胚种论的核心是DNA，因为没有DNA，就没有生命。直到1953年，詹姆斯•D.沃特森（James D.Watson）博士和弗朗西斯•克里克才发现了DNA分子结构。他们还因这项发现获得了1962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该项发现指出，DNA的复杂程度简直让人难以置信。克里克称之为有史以来最棒的照相复印机。我们一如既往地惊讶于我们的计算机的存储能力，它能存储许多个兆位的信息数据。不过，我们细胞中的DNA所能存储的信息数据更巧妙、更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