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尼采综合征”批判

20世纪80年代之初，一个幽灵悄悄潜入中国。最先是学界的现象，后来是出版的现象，再再后来是食洋不化的盲目的思想追随乃至思想崇拜现象——并且，终于的，相互浸淫混淆，推波助澜，呈现为实难分清归类的文化状态。

因而，从当时的中国学界，到大学校园，甚至，到某些高中生初中生们，言必谈尼采者众。似乎皆以不读尼采为耻。

是的，那一个幽灵，便是尼采的幽灵。“思想巨人”“上一个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大师”“悲剧哲学家”“站在人类思想山峰上的思想家”“存在主义之父”“诗性哲学之父”……

中国人曾将一切能想得到的精神桂冠戴在尼采幽灵的头上。刚刚与“造神”历史告别的中国人，几乎是那么习以为常地又恭迎着一位“洋神”了。

时至今日我也分不大清，哪些赞誉是源于真诚，而哪些推崇只不过是出版业的炒作惯技。

然而我对中国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之初“引进”尼采是持肯定态度的。因为在渴望思想解放的激情还没有彻底溶化“个人迷信”的坚冰的情况下，尼采像是一剂猛药。

尼采“哲学”的最锐利的部分，乃至于对几乎一切崇拜一切神圣的凶猛而痛快的颠覆。所以尼采的中国“思想之旅”又几乎可说是适逢其时的。

几十年过去了，我的眼看到了一个真相，那就是——当年的“尼采疟疾”，在中国留下了几种思想方面的后遗症。如结核病在肺叶上形成黑斑，如肝炎使肝脏出现疤癞。

这是我忽然想说说尼采的动机。

在哲学方面，我连小学三年级的水平都达不到。但是我想，也许这并不妨碍我指出几点被中国的“尼采迷”们“疏忽”了的事实：

尼采在西方从来不曾像在中国一样被推崇到“热发昏”的程度。

“在存在主义的演进过程中，尼采占着中心的席位：没有尼采的话，雅斯培、海德格和沙特是不可思议的，并且，卡缪《薛西弗斯的神话》的结论听来也象是尼采遥远的回音。”

这几乎是一切盛赞尼采的中国人写的书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引用过的话。普林斯顿大学考夫曼教授的话。

然而有一点我们的知识者同胞们似乎成心地矢口不谈——存在主义也不过就是哲学诸多主义中的一种主义而已，并非什么哲学的最伟大的思想成果。占着它的“中心席位”，并不能顺理成章地遂成“思想天才”或“巨人”。

又，尼采两次爱情均告失败，心灵受伤，终生未娶；英年早逝，逝前贫病交加，完全不被他所处的时代所理解，尤其不被德国知识界所理解。这种命运，使他如同思想者中的梵高。此点最能引起中国学界和知识者们的同情。其同情有同病相怜的成分。每导致中国学界人士及知识分子群体，在学界讨论和对知识者思想者的评述方面，过分热忱地以太浓的情感色彩包装客观的评价。

这在目前仍是一种流行的通病。

“上帝”不是被尼采的思想子弹“击毙”的。在尼采所处的时代，“上帝”已然在普遍之人们的心里渐渐地寿终正寝了。

尼采只不过指出了这一事实。

在西方，没有任何一位可敬的哲学家认为是尼采“杀死”了人类的“上帝”。只不过尼采自己那样认为那样觉得罢了。

而指出“上帝”死了这一事实，与在“上帝”无比强大的时候宣告“上帝”并不存在，甚或“行刺”“上帝”，是意义决然不同的。尼采并没有遭到宗教法庭的任何判决，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二者的决然不同。

上帝是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老”死的。

关于尼采的断想

好在尼采的著述并非多么的浩瀚。任何人只要想读，两天就可以读完。10天内细读两遍也不成问题。他的理论也不是多么晦涩玄奥。与他以前的一般哲学家们的哲学著述相比，理解起来绝不吃力。对于他深恶痛绝些什么，主张什么，一读之下，便不难明了七八分的。

我还是比较地能接受尼采是近代世界哲学史上的一位哲学家这一说法的。

尼采自诩是一位“悲剧哲学家”。

他在他的自传《瞧，这个人》中，声称“我是第一个悲剧哲学家”。大有前无古人的意思。

这我也一并接受。尽管我对“悲剧哲学家”百思不得其解。好比已承认一个人是演员，至于他声称自己是本色演员还是性格演员，对我则不怎么重要了。

在中国知识界第一次提到尼采之名的是梁启超。而且是与马克思之名同时第一次提到的。这是1902年，尼采死后的事。

梁氏认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尼采的个人主义，是当时德国“最占势力的两大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