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之魂 论张澜

一部中国的社会史，未尝不也是一部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史。其二者的紧密关系，就像叶子和四季一样。

观一叶而知寒暑，正是那些堪称伟大的知识分子，与我们中华民族之命运唇亡齿寒的写照。

于是，屈原才有这样的诗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于是，范仲淹才有这样的话：“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于是，杜甫才有这样的诗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林则徐才有这样的诗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鲁迅才有这样的诗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周恩来才有这样的诗句：“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

以上诗句所表达的思想和情怀，一言以蔽之，无非两句话——爱国，爱民。

有了这样的思想和情怀，一位知识分子，其思想境界就高了，其情怀内容就广了，其人格魅力就厚了。有了这样的思想和情怀，定会促使他肩负起对国家对民族对百姓的使命感，责任感。虽遭迫害与误解种种，而终无怨无悔。

张澜先生，便是一位足可用以上诗句来形容的知识分子。一位思想境界很高，情怀内容很广，人格魅力很厚的知识分子。一位爱国爱民之心特别真挚而强烈的知识分子。由是而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大知识分子。

我尊先辈为大知识分子，是与普遍的以著书立说之精深而大于世大于史的知识分子有别的。先辈的学养在当时的中国，自然也是一流的。若一味摆平桌案埋头于著书立说，自然也是会其名留芳的。先辈之大，乃在于他将一位知识分子的人生能动性，完完全全地，身体力行地投入到改造国家，拯救民众的中国大事业之中去了。由是，先辈由当时的一位大知识分子，必然地成为了一位杰出的社会改革实践家，必然地成为了一位卓越的民主人物，必然地成为了我们民盟的创始人。将众多知识分子凝聚在民主同盟的爱国爱民组织之中，在当时的中国，此使命唯张澜先生才能服望担当。

七八十年前的旧中国，地域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是很封闭的。故先辈的积极的作为，曾一度被地域的封闭局限于四川。而在四川这个中国大省，他的政治影响，可与孙中山对中国的影响相提并论；他的文化影响，可与鲁迅对中国的影响相提并论；他的教育影响，可与陶行知对中国的影响相提并论；他对封建反动势力充满浩然正气，不顾个人安危的斗争，又可与“讨袁将军”蔡锷相提并论。

张澜先生在四川近代史上的屹立，在当时的中国，是很不寻常的现象。因为倘将历史向前推移，四川几个世纪以来不曾出现过他那样的知识分子。也许，有一位后来被写入川剧，并搬上川剧舞台加以表现的“巴蜀秀才”，可以算是具有和他一样的使命感的人物吧？但那一位“巴蜀秀才”，所对抗的也不过就是一二封建官僚，与张澜先生将推翻整个封建统治作为己任的大目标，又是根本不能同日而语的。

当蒋介石立重庆为“陪都”以后，张澜的历史作用和社会影响更加巨大了。民盟的历史作用和社会影响也更加巨大了。因为张澜先生所要矢志推翻的腐败统治集团，已近在他的身旁。因为民盟所要进行的种种民主进步活动，几乎完全地被监控在国民党的特务网之下了。斗争的凶险是更大更经常发生了。先辈也就更加的义无反顾；民盟在促进中国走向民主与进步的历程中，作用也就更加的卓越。由是，张澜及其所创建所领导的民盟，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尊敬和倚重，便成为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互动了。

在张澜的民主斗争生涯中，有两件事很能说明他的“大”：

一是国民党逮捕了他的秘书等一批民盟人士，并发出最后“通牒”威胁民盟解散，否则开始对民盟进行像“四一二”大肆屠杀共产党人一样的“清剿”。为了保护民盟，更为了替中国保护一大批优秀的知识分子，张澜在解散通告上签了字。并于第二天发表公开声明，将自己继续以个人身份斗争到底的决心昭告天下。此做法，实际上等于以己为盾，保护了民盟的中坚力量得以转移。并且以一己的浩然正气，表示了对反动当局白色恐怖的公开蔑视。这自然极易引起某些同志的指责和误解；这自然也就需要格外有一份勇于担当的政治责任感。凡领导人物在特殊局面之下必须具备的政治责任感，先辈一身担当了，表现出了那一种政治责任感。虽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受到了误解甚至指责，然无怨无悔，竟从未作过一句辩说。此大无私也！此大风范也！此大人格力量也！此大胸襟也！这是一种特殊的果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