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知青

此篇，将是我关于知青话题的最后一堆文字，一堆告别式的文字，终结性的自言自语……

一、上山下乡三十周年说知青

今年是虎年，是“上山下乡”运动三十周年，知青话题，又被报刊界出版界重新捡起，颇有纪念一下的意思。

所谓“上山下乡”运动，依我如今想来，其实不过是当年三千万学生的失学“下岗”。这三千万之巨数，接近着如今工人“下岗”的庞大队伍。而“下岗”工人中，又十之六七乃当年的知青。这些当年的知青，命运感慨肯定多多。或者，竟毫无回忆的心情，只不过默默地随时代的巨变沉浮，竭力撑持着自己剩余的人生。

当年的知青，如今年龄最小者，也该在四十五岁以上了；年龄最大者，亦即“老高三”，当是五十余岁的人了。再过七八年，所幸未“下岗”的，也将退休了。正是——“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

命达命舛，悟透了，本都没什么可纪念的。

当年的知青们，如今构成着中国城市人口中的主要中年群体，他们和她们，在思想方法、价值判断、生活态度，以及家庭观念、物质消费、流行时尚、人际组合的好恶顺逆方面，仍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当代城市人口中的中年群体。虽然在数量上并不完全垄断中年群体，但质量上却无疑显示着主要成分。

所以，可以这么认为，中国当代城市中年人们“代”的特征，在诸方面具有知青们或曰“老三届”的总体特征。

二十年以前，亦即知青返城初期，这种总体特征极为明显。基本上可以用怨、悲、豪、义四个字来概括。

疲惫地站在城市的人生起跑线上，青春不再，恍如一梦，十之八九几乎一无所有，几乎一切的生存内容从零开始，甘而不怨的太少太少。

“上山下乡”这一场几乎波及一切城市家庭的运动，乃“文化大革命”中之运动，运动中之运动。否定“文化大革命”，必重新评说“上山下乡”运动。而“上山下乡”运动，其实是经不起直率评说的。因为它的目的，只不过是为了减缓当时城市的就业压力。并且，一令既下，地动山摇。一手既挥，无敢抗者。对于绝大多数城市百姓人家的子女，根本没有第二选择。所谓响应号召没商量。对于被打倒的“走资派”的子女，被贬为“臭老九”的知识分子的子女，政治成分被划入阶级另册的人家的子女，尤其不是“上山”不“上山”、下乡不下乡的问题，而是只配上到哪里下到哪里，没资格问去哪里。比如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第一、二批知青，就需通过所谓“政审”一关。有“政审”不合格的知青，写了血书以表决心才被批准。更有的硬是追随强去，驱而不离，赶而不返。如此一来，倒使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当年显得很神秘。于是后来报名者较踊跃，仿佛非是下乡，是变相的参军；非是务农，是变相的当兵。以今天的眼光看来，似乎不无“炒作”的意味。但在当年，哪一个中国人的头脑中其实都没有“炒作”的意识，只不过是本能地遵循“政治第一”的一贯原则，一本正经地煞有介事罢了。

“上山下乡”运动的原始目的一旦被触及，其理想色彩便会彻底剥落，知青们头脑中残存的使命感顿时化为乌有。当明白了自己只不过是解决当年城市就业难题一大举措的牺牲品，明白了是伟大领袖当时希望尽快结束“文化大革命”混乱局面的“一着棋”，便会觉得自己们不但是被“撵”下去的、哄下去的，而且简直是被“诓”下去的，难免悲从中来。怅回首，昨今追求两茫茫。泣忆无数个“客愁西向尽，乡梦北归难”的流放日，“心不怡之长久兮，忧与愁其相接”。那悲中，自然还有着不知究竟该向谁倾诉的怨。何况，当初的理想色彩和使命感，在近十年的艰苦岁月中，在仿佛被抛弃了的日复一日的企盼中，本已从他们的心理上、精神上瓦解得差不多了。如同鱼市收摊前的活鱼，拨一下虽还能在浅水中游动，扔到案上虽还能剧烈扑腾，但已是鳞败鳍残了……

但是，他们当年毕竟都拥有着一种至关重要的资本。那就是年龄。二十六七三十来岁三十多岁的年龄，无论打算对人生做何进取，为时都不太晚。年龄是返城知青当年唯一的资本。令全社会不同程度所同情的整代“遭遇”，具有苦难色彩的同时也便具有了沧桑色彩，具有了坚忍色彩的经历，与上一代人相比磨而未圆似乎仍显得咄咄逼人的棱角，与下一代人并论不卑不亢似乎人生经验极为丰富的成熟，又使知青这唯一的资本成为知青唯一的傲。此傲不无受过严峻洗礼之意味。在返城初期，知青唯靠此傲支撑着其奋斗精神，保持住心理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