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鲁迅

在阴霾的天穹上，凝聚着一团大而湿重的积雨云——我常想，这是否可比作鲁迅和他所处的时代的关系呢？

那是腐朽到了糜烂程度而又极其动荡不安的时代。

鲁迅企盼着有什么力量能一举劈开那阴霾，带给他自己也带给世人，尤其中国底层民众，又尤其许许多多迷惘、彷徨，被人生的无助和民族的不振所困扰，连呐喊几声都将招致凶视的青年以光明和希望。然而他敏锐的，善于深刻洞察的眼所见，除了腐朽和动荡不安，还是腐朽和动荡不安。更不可救药的腐朽和更鸡飞狗跳的动荡不安。

他环顾天穹，深觉自己是一团积雨云的孤独。

他是他所处的时代特别嫌恶然而又必然产生的一个人物。正如他嫌恶着它一样。

于是他唯有以他自身所蕴含的电荷，与那仿佛密不可破的阴霾，亦即那混沌污浊的时代磨擦、冲撞。中外历史上，较少有一位文化人物，自身凝聚过那么强大的能量。然而相对于他所处的时代，那也只不过是一种凄厉的文化的声音而已。他在阴霾的天穹上奔突着，疾驰着，迫切地寻找着或能撕碎它的缝隙。他发出闪电和雷鸣，即使那时代的神经紧张，也义无反顾地消耗着自己。既然不能撕碎那阴霾，他有时便恨不得撕碎自己，但求化作多团的积雨云，通过积雨云与积雨云，也就是自身与自身的磨擦、冲撞，击出更长的闪电和更响的雷鸣……

这，是否便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鲁迅呢？

鲁迅当然是文学的。

文学的鲁迅所留下给我们的文本，不是多得足以“合并同类项”的文本中的一种；而是分明地区别于同时代任何文本的一种。

鲁迅的文学文本，是迄今为止最具个性的文本之标本。

它使我们明白，文学的“个性化”意味着什么。

鲁迅尤其是文化的。

文化包含着文学。

所以鲁迅是很“大”的。

倘仅以文学的尺丈量鲁迅，在某些人看来，也许鲁迅是不伦不类的；而我想，也许所用之尺小了点儿。

仅仅鲁迅一个人，便几乎构成着中国近代文学和文化史上不容忽视的一页了——那便是文化的良知与一个腐朽到糜烂程度的时代之间难以调和，难以共有的大矛盾。

倘中国近代文学和文化史上无此页，那么我们今人对它的困惑将不是少了，而是多了。

文学体现于个人，有时只需要一张写字桌。

文化体现于个人，有时只需要黑板和讲台。

文学家和文化人，有时只需要阴霾薄处的似有似无的微光的出现；有时仅满足于动荡与动荡之间的虚幻的平安无事。

文学和文化在压迫它的时代，那是也可以像吊兰一样，吊着活的。这其实不必非看成文学和文化的不争，也是可以换一个角度看成文学和文化的韧性的。

然而鲁迅要的不是那个。满足的也不是那个。倘是，中国便不曾有鲁迅了。

鲁迅曾对他那时代的青年说过这样的话：第一是要生存；第二是要温饱；第三是要发展。

其实在某些时代的某些情况之下，一切别的人们，所起码需要的并不有别于青年们。

鲁迅的急戾，乃因他每每的太过沮丧于与他同时代的文化人士，不能一致地、迫切地、义无反顾地想他所想，要他所要。因而他常显得缺乏理解，常以他的“投枪和匕首”伤及原本不愿与他为敌，甚至原本对他怀有敬意的人。

于是使我们今人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战斗的鲁迅有时候也是偏激的鲁迅……

在三月的春寒料峭的日子里，在沙尘暴一次次袭扑北京的日子里，在停了暖气家中阴冷的日子里，我又思考着鲁迅了。

事实上，近几年，我一再地思考过鲁迅。

这乃因为，鲁迅在近几年的中国文坛，不知怎么，非但渐成热点话题，而且渐成焦点话题了。

不知怎么？

不对了。

细细想来，对于鲁迅重新进行评说的文化动向的兴起，分明是必然的。有哪一位中国作家，在半个世纪之久的中国，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三十年里，其地位被牢牢地神圣地巩固在文化领域乃至社会思想理论领域甚至政治意识形态领域呢？除了鲁迅，还是鲁迅。在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三十年里，在以上三大领域，鲁迅实在是一个仅次于毛泽东的名字。而鲁迅的书，则是仅次于《毛泽东选集》的书。而鲁迅的言论，则是仅次于《毛主席语录》的言论。在“文化大革命”中，鲁迅的言论被正面引用的次数，仅次于《毛主席语录》被引用的次数。《“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这一篇杂文，曾被同仇敌忾地当成声讨“走资派”的“乏走狗”们的战斗檄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这一篇杂文，曾被红卫兵们视为毛泽东《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姊妹篇。不消说，在当年，“将革命进行到底”便是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而确乎的，那时，除了《毛主席语录》，还有另一种同样是红色的“语录”本儿广为流传，即《鲁迅语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