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离婚与再婚（第2/3页）

这种严重后果的产生是很自然的。西方社会因为以“个人”为“本位”，无论“成家”、“出家”，都完全是他个人的事，也不会对别人造成损失。中国人就不一样了。每个人的身份、地位、价值、权利、义务、责任、荣誉、利益，都和他的家庭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取决于他的家庭，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离婚，尤其是女方被“休”，对于女方家族而言，是极没有面子的事。因为这往往意味着自己的女儿“不好”：或是不贤惠（如不事舅姑、嫉妒），或是有过失（如口舌、盗窃），或是没福气（如无子），或是无妇德（如淫佚），总之是“有问题”，这才成了“没人要的货”。这当然是极丢面子的事。更何况，这些“问题”，深究起来，又多半要归咎于“没家教”。这就等于直接往女方家族脸上抹黑了，岂能容忍？当然非得一报还一报，大打出手不可。

即便没那么严重，该成人的不成人，已成家的要分家，至少也是“不像话”。

如此一来，离婚当然不会被看作是“好事”。既然不是好事，则人们当然不但要表示反对，而且要表示惊诧：“好端端的，离什么婚呢？”中国人是很主张凑合的。“好死不如赖活”，是主张凑合着活；“好散不如好合”，是主张凑合着过。那么，如果有两个人居然不肯凑合了，则大家便会不约而同地得出结论：“一定是出什么事了！”

而这，正是大家关心的问题。

一对夫妻要离婚，当然是“出事”了。但这个事，却可能是多方面的。比如性格问题、经济问题、与男方或女方家族成员关系问题等等，都可能导致一对夫妻的要求离婚。

但是人们却多半不会这样理解。

在一般的闲人们看来，一对夫妻要闹离婚，只可能是在一个问题上出了事，这就是性。具体说来，又有两种可能，一是某一方出现性功能障碍，二是某一方（或双方）有了外遇。第一类问题有神秘感，第二类问题有戏剧性。但无论何种情况，都足以让人大讲其闲话。

如果说闲人们的闲话近乎无聊，那么，礼教制定者和维护者的说法就绝对无耻。因为一旦发生离婚案，他们就会把全部责任都算在女人身上。

事实上，中国古代没有“离婚”，只有“休妻”。“休妻”又叫“出妻”，礼法上历来有“七出”之条。也就是说，做妻子的只要犯了“七出”中任何一条，做丈夫的都有权将其赶出家门，予以休弃，这就叫“出妻”或“休妻”。

“七出”之条大约在周代就已经有了。依据《大戴礼记·本命》和《仪礼·丧服》贾公彦疏，丈夫们可以随便把有错或无辜的妻子打发出门的七条所谓“正当理由”是：不事舅姑（公婆）、无子、淫佚、口舌、盗窃、妒忌、恶疾。不事舅姑就是不孝敬公婆。其实，事实上未必是“不孝敬”，只要公婆“不喜欢”，也要休妻的。因为“不事舅姑”即为不孝，而不孝乃罪莫大焉。同样，无子也是不孝，因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淫有两种，一种是“淫乱”，即与丈夫以外的其他男人（包括家族成员）发生性关系，当然是“失德”；另一种是“淫佚”，即性欲旺盛，无休止地与丈夫做爱，结果弄得丈夫元气大亏，肾虚体弱，当然也是“失德”。这两种情况，也都无耻，理应休去。妒忌是不容丈夫与别的女子交往，或在自己“无出”的情况下不容丈夫纳妾，也算“不守妇德”。口舌（又叫“多言”）有三种：一是在公婆面前多嘴，是“不恭”；二是在丈夫面前唠叨，是“不顺”；三是在姑嫂妯娌之间倒闲话，是“不和”。三种情况都会影响家庭的安定团结，因此也必须休去。盗窃一说，有点莫名其妙。因为夫妻俱为一体，哪有自家偷自家的？大约是指偷了婆家的东西送到娘家。恶疾一说更无道理。做妻子的生了病，理应由丈夫出资治疗，岂有反被赶出家门之理？

由此可见，“七出”之条，对女性极不公平。不但不公平，也很苛刻。做妻子的稍有不慎，便会有被休的可能。比如孔子的学生曾参，仅仅因为妻子做了一顿夹生饭，便把她休了，简直岂有此理。事实上，许多男人的出妻、休妻、弃妻，根本就不是做妻子的有什么错误，而是他们自己嫌贫爱富、厌旧喜新。比如魏的平虏将军刘勋，娶妻宋氏，共同生活了二十多年。后来刘勋看上了山阳司马女，就以“无子”为理由，把宋氏休了。结婚二十多年不提无子的事，一见山阳司马女就想起“继统大事”了，其真实原因可想而知。汉代王肃的休妻，更是连理由也没有，只因皇帝要把公主嫁给他，王肃便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休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