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窃不如说”

看来，中国人不但爱说荤话和风话，也爱说一切性的闲话。在中国人平时爱说的种种闲话中，实际上有不少是围绕着性这个话题的。闲话，是中国人处理男女关系问题的一种方式。

这并不奇怪。

如前所述，性，不仅是一种“让人去做的事情”，也是一种“让人来说的东西”。外国人说，中国人也说；做的人说，不做的人也说；做过的人说，没做过的人也说；做不成的人说，做得成的人也说；甚至刚刚做过而且已然得到了满足的人，也说，而且说得还多，还厉害。这就不能把“说”归结为性压抑的宣泄，而只能归结为“性原本就是一种必须转换为话语的东西”。

事实上，性一直就是一个“做”与“说”的交替过程：做了说，说了做；越说越想做，越做越想说。所以，世界各民族，差不多都既有性行为（做），也有性艺术、性文学、性科学和性教育（说）。如果说性科学和性教育主要是为了“做”，那么，性文学和性艺术，则应该说主要是为了“说”。许多性文学和性艺术作品，根本就没有科学研究和道德教育的内容，或者只是把它们作为幌子，真正的目的，其实还是为了“说”。

然而，性这个话题在中国，又恰恰是不可说的。“中媾之言，不可逆也，言之羞也。”性毕竟是一件必须隐秘的事，岂能堂而皇之地公开讨论？更何况，“万恶淫为首”，又岂容大说特说？当然谁说谁是流氓。

这就要想办法。办法也是有的：既然不能大张旗鼓地说，那就偷偷摸摸地说，拐弯抹角地说，指桑骂槐地说，含沙射影地说。于是就变成了闲话。

事实上，男女关系是一个现实问题，原本就回避不了，正所谓“纸里包不住火”。既然纸包不住火，那就不如用这张纸，去做一只灯笼，既多少能看见一点火，又看不真切，还不会烧着手，岂不十分合适？中国的性闲话，有时便有点像灯笼。

更何况，“窃不如说”。

所谓“窃不如说”，也就是“偷情”不如“闲谈”。首先，偷情要有对象，这个对象不好找；其次，偷情要有胆量，这个胆量很难有；第三，偷情要有地方，这个地方不易寻；第四，偷情要有金钱，而多数人大约掏不起。正所谓“有贼心无贼胆，有贼胆无贼地，有贼地无贼钱”，如此算下来，岂非“可望而不可及”？

说闲话就便当多了。对象不用寻找，场地不用选择，腰包再瘪也没关系，一张嘴皮就是本钱。我在《闲话中国人》一书中说过，闲话在中国是很有市场的。因此不怕没人响应，达不到预期效果。再说，偷情是要担风险的：社会不容，家庭不许，舆论要谴责，有关部门要追究。一旦事不缜密，被人捉奸，光是那份丢人现眼，便足可毁掉自己的一生，这实在太不值了。

说闲话却没有风险。首先，闲话是人人爱说，个个爱讲的，这就“合理合法”。其次，闲话说得再过分，也只得说说而已，并没有真做，因此仍是“君子”。第三，闲话原本不过是闲话。说的人不当回事，听的人也不当回事。谁把闲话当回事，不是“神经病”，就是“假正经”。道理很简单：我们都不当回事，为什么你偏偏当回事呢？我们都没听出什么来，为什么偏偏你听出来了呢？“言者无心，闻者有意”，看来还是你自己心里“有鬼”。有鬼才会“见鬼”。那么，有谁愿意承认自己“有鬼”呢？没有。

何况，不说闲话，风险更大。谁都知道，“咬人的狗不叫”。你既然不“说”，那就肯定会“做”。你既然不“叫”，那就肯定会“咬人”了。谁会承认自己“咬人”呢？也没有。

于是，只好大家都说。

闲谈不仅比偷情更少风险，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比偷情更多快感。

首先，偷情总是局限于某一特定的对象，闲话却并无限制。上至公主皇妃，下至村姑野妇，甚至狐鬼蛇怪、玉女神娥，都可以当作“准情人”，或爱慕，或意淫，岂不开心？

其次，偷情诉诸行为，闲话却诉诸想象。行为带来的快感是实在的，也是有限的；想象带来的快感是虚幻的，却又是无限的。它甚至可以创造行为所不可能得到的快感，至少也能避免与实在快感共生的实在烦恼。

第三，偷情总有顾忌，往往很难尽兴，闲话则百无忌讳，自然不妨放肆。性，无论是做，还是说，总以“放肆”为乐。人的性生活所以大多要在晚上或在密室中进行，就因为只有在那种条件下，才可以不顾廉耻而为所欲为。偷情既然是“偷”，便总难免在心理上有阴影、有障碍。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还是“窃不如说”。

但更重要的，也许还在于只有闲话，才使性变成了一种可以分享的快感。性不是两个人私下里快活的事吗？为什么要分享呢？道理也很简单，就因为它是“隐私”，也因为它是“禁忌”。我们知道，禁忌往往是“诱惑”的同义语。一种东西，如果不构成对人的诱惑，也就不会成为禁忌。同样，许多东西，如果不是因为成了禁忌，也许就不一定会对人成为诱惑。比如一堆一文不值的破烂，如果被特地锁进了保险柜里，说不定就会有窃贼来探个究竟；而价值连城的珠宝如果随随便便地放在一个极不起眼的木盒中，说不定便反倒无人问津。性原本是一件普普通通的事，但自从它变成禁忌以后，便无端地产生了神秘感，成了人人都想打探一下的事情了。从这一点看，性禁忌的设计者，实在是大大地失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