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设男女之大防

不过，对于封建宗法制的设计者和维护者来说，问题倒不在于逻辑的混账（他们自己并不认为混账），而在于执行的困难。

我们知道，宗法制虽然繁琐复杂，但核心却只有一个，即“宗”；关键也只有一个，即“嫡”。确立了嫡（嫡子），就承继了统（血统），也就保住了宗（宗族）。所以，对于宗法制社会而言，“立嫡”从来就是头等大事。

一般说来，“嫡”应该是父与其正妻所生的第一个儿子，即嫡长子。然而，嫡之贵，不但在“嫡配”，更在“嫡传”。如果这位嫡妻所生的儿子，竟没有其合法丈夫的血统，而是她在婚前与别人私通而生下的“野种”，那就不但不能立为“嫡”，还要逐出家门甚或杀掉才行。

这种事并非没有可能。在上古，性关系比较随意，“野合”之事时有发生，不少新娘在出嫁之前便已怀孕，而且很可能曾与多个男人交往。腹中之子究竟是谁的，根本就弄不清楚。比如史书记载，禹娶涂山氏为妻，是在辛壬日。可是就在两天之后（癸甲日），涂山氏便生下了儿子，即启。所以，禹便不承认启是自己的儿子（禹曰：“予不子”），甚至不愿传位给启。过去史学界总说禹不传位于启，是因为要坚持尧舜的“禅让制”。其实远古时代是否真有“禅让制”，原本就值得怀疑。即便有，到了禹的时代，也已无再坚持之必要和可能。依我看，禹之不愿传位于启，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他从心底不喜欢启这个“野种”，而被他指定为接班人的益，倒没准是他的私生子。

其实，禹是用不着那样讨厌和嫉恨启的，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野种”，是他母亲有莘氏在砥山上玩耍时，与某个男人在长着薏苡的地方野合的结果。事实上，禹那个时代的人，可以说都是“野种”。因为那是一个从母系制向父系制转化的时代。在那个时代，一个女人可以和许多男人做性伙伴，即所谓“人尽可夫”，生下的孩子五花八门，谁的种都有，根本弄不清，也无所谓。

不过，图腾制的建立，毕竟标志着男性地位的提高，标志着母系制向父系制的转化。过去，孩子反正是女人的，男人既无责任，也无义务。现在不一样了。孩子变成了父亲的，则父亲们便不能不来认真考察一下，那孩子究竟是不是“我的”。如不是，感情上就受不了。其次，财产的继承也是一个问题。儿子是要继承老子的财产的。如这儿子竟是“野种”，岂非将自己的血汗钱拱手相送？这当然也断乎不可！

然而，在这时，新娘大多并非处女，而亲子鉴定的科学方法又尚未发明。所以，惟一的办法，便只有拒不承认那些来历不明的儿子，甚至将其遗弃。这个办法，就叫“弃子”。更严重一点的，则可能还要将第一个孩子杀掉或吃掉。这种野蛮的习俗，就叫“杀首子”。

显然，弃子也好，杀首子也好，都是一种极不人道的、残忍粗暴和大伤感情的做法，其不得人心，可想而知。更何况，宗法制重视的，恰恰正是嫡妻所生之首子。如果首子该杀，则嫡长子何由产生？如果所杀之子又是自己的，岂非自己给自己断后，活生生断送了血统的正宗传人？显然，弃首子或杀首子的政策，实不宜推广发扬。

但是，另一方面，嫡长子血统的纯正，又无论如何是极其重要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比不弃子不杀子还要重要。因为弃子杀子固然可能“错杀”，不弃不杀则可能“错认”。错杀了不要紧，还可以再生；错认了就很糟糕，可能永远也改不过来。

看来，惟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正本清源”。也就是说，只有绝禁婚前和婚外的性行为的好办法。如果能够保证新婚之时，夫是“童男”，妻是“处女”，则他们婚后生子，当然也就不会有什么问题。否则，便难免有妻子从外面带进的“野种”来“夺嫡”，也难免有丈夫在外面留下的“情种”来“争长”。所以，婚前婚外的性禁忌，对男女双方都很重要。

不过这事也是说说容易，做起来很难的。因为一方面，“哪个男子不善钟情，哪个女子不善怀春”，性的吸引乃是少男少女无法抵御的诱惑；另一方面，当时的风俗，是对性关系看得很淡，野合之事，比比皆是。就连孔夫子他老先生本人，也是其父叔梁纥与其母颜氏在尼山祭神时野合而生，祷与尼丘而得。故孔子名“丘”，字“仲尼”，其来由便正是他父母做爱的那个地方——尼丘。

现在看来，所谓野合之风，很可能是远古时代群婚制度的一种遗存。至少在周代仍有这样的习俗：一到春天，男男女女便都跑到春意盎然的野外，在春风杨柳之中自由恋爱，在和阳明月之下私相偷情，而社会和官方也予以允许。《周礼·地官·媒氏》云：“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其中，自然不乏童男处女，甚至已婚夫妇。如此看来，童男处女的纯洁性，便不一定靠得住；已婚男女的偷情，也难保不会发生。“嫡传”是否会“误传”，也仍是一个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