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如此兄弟（第4/5页）

允禩当然不能坐以待毙。我们现在已无法确知允禩都做了些什么动作，搞了些什么名堂，只知道弄得雍正十分紧张。雍正后来曾对人解释说，他之所以不能像父皇那样离京远行，到塞外秋猎，就因为允禩、允禟他们“密结匪党，潜畜邪谋，遇事生波，中怀叵测，朕实有防范之心，不便远临边塞”。臣下把皇上吓成这个样子，自己的死期也就不远。

其实雍正很可能是神经过敏。像他这样猜忌心极重，一点风吹草动都要疑心他人别有用心，些许偶然失误也要视为故意的人，总是神经过敏的，何况他的皇位还“来历不明”！实际上，允禩对雍正的威胁，倒不一定是有暗杀或政变的阴谋（当然也不一定就没有），更主要的还是威望太高。二年（公元1724年）十一月，雍正就曾说他每次申斥允禩时，“审察众人神色，未尝尽以廉亲王为非”。次年四月，又说“视诸王大臣之意，颇有以允禩为屈抑者”。这么多人为允禩抱不平，对雍正的打击不以为然，就不好说全是允禩的错了。

显然，在雍正与允禩的斗争中，雍正是很孤立的。诸王大臣的心都向着允禩，只不过敢怒不敢言。敏感的雍正哪能感觉不出来？二年四月，登基才一年半的雍正满腹委屈地下了一道圣旨：“尔诸大臣内，但有一人或明奏，或密奏，谓允禩贤于朕躬，为人足重，能有益于社稷国家，朕即让以此位，不少迟疑！”不难想见，如果不是被逼无奈，雍正不会说出这样赌气的话。他的威望人缘远不如允禩，已是不争之事实。

于是雍正只好祭起手中惟一的法宝——专制特权。四年（公元1726年）正月初五，雍正发出上谕，历数允禩种种罪恶，声称“廉亲王允禩狂逆已极，朕若再为隐忍，有实不可以仰对圣祖仁皇帝在天之灵者”。至于罪恶的具体内容，则很空洞。二月，降允禩为民王，圈禁高墙。三月，下令允禩改名阿其那，意思是狗。五月，下令允禩改名为塞思黑，意思是猪。[12]同时，向内外臣工、八旗军民人等宣布允禩、允禟、允䄉、允的罪状。允禟被从西北押至保定，雍正命直隶总督李绂就地“圈住”。李绂给允禟的待遇真正做到了“猪狗不如”，以致允禟常常在酷暑中晕倒。八月二十四日，允禟死在看守所。九月初一，允禩也死于禁所。兄弟俩的死亡，相距不过六天。

允禩和允禟死得都不明白。当时就有人怀疑李绂秉承君意谋杀了允禟，因为雍正曾要李绂“便宜行事”。雍正则指责李绂没把允禟的病情讲清楚，害得他背黑锅。李绂有口难辩，里外不是人，只好自认倒霉。不过，这只是一个小插曲。何况雍正也有雍正的解释，即他们都是服了“冥诛”（鬼来要命）。至于有没有什么冥诛，那就真的只有鬼知道了。

对于雍正和允禩的这场斗争，我们很难说谁是谁非。

平心而论，雍正和允禩都够格当皇帝。他们都有理想、有抱负、有能力。雍正的能力，有他执政十三年的政绩可以为证。这些政绩证明，他至少是一个有才干有作为的皇帝，这才使康熙创造的盛世得以延续，以后又在他儿子乾隆手上延续了六十年。允禩的能力，则可以在雍正那里得到证明。雍正即位以后，曾多次说过：“允禩较诸弟颇有办事之材，朕甚爱惜之”；“论其才具操守，诸大臣无出其右者”（没有比得上的）。其实不用听他说，只要看看他为了整垮允禩费了多大的劲，就知道允禩不是等闲人物。

可惜皇帝只能有一个，也不能轮班。所以他俩的关系，只能是四个字：你死我活。不管谁当了皇帝，都不会信任对方，对方也都不会服气。所以，如果当皇帝的是允禩，他对雍正也不会客气手软。在权力斗争中，尤其是最高权力——君权的争夺中，是从来没有什么仁慈、客气可讲的。当年李世民杀李建成、李元吉，不也是手足相残吗？怎么没人说闲话？显然，仅因为“屠弟”就指责雍正，这不公平。

但我们还是要同情允禩，因为他实在太冤。

允禩究竟犯了什么滔天大罪，该受康熙、雍正父子两代皇帝的一再打击和压制？杀人放火？贪污受贿？谋财害命？弑君篡权？都没有。他惟一的罪过，是德才兼备，以致老王夸赞，群臣拥戴，诸多阿哥爱护，成了皇子中出头的椽子，这才被康熙视为肉中刺，雍正视为眼中钉。因此，允禩的罪，无妨叫做“有才有德罪”，或曰“德才出众罪”。

这并不稀奇。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只是这风来自父兄，便不免让人伤心；而这一父一兄又都是皇帝，就不但让人寒心，更让人惊心了。实际上，无论在康熙晚年，还是在雍正早期，允禩做人都很难，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是也不是，不是也不是，动辄得咎。比方说，一个案子，雍正交给允禩办，他是严一点好呢，还是宽一点好呢，就很为难。宽一点，是出卖原则，收买人心；严一点，则是居心不良，妄图让人主背上苛察、忌刻的恶名，总之都是别有用心。在康熙手下也是一样。工作卖力一点，是好胜逞能、沽名钓誉；消极一点，则又是心怀不满、懒惰怠工。也许，他应该一开始就表现得傻乎乎的。但这也未必能让康熙满意。康熙会说：我怎么养了这么个蠢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