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如此兄弟（第3/5页）

于是雍正便双管齐下，左右开弓，将这母子二人一起打击。十二月初三（康熙去世二十二天后），雍正随便找了几个岔子，将宜妃的三个贴身太监重重治罪：张起用发往土儿鲁耕种，李尽忠发往云南当苦差，何玉柱发配给边地穷当兵的为奴。这当然是打狗给主人脸色看。同月，又命令允禟到西北大营，军前效力。允禟请求过了父皇百日再走，雍正不准，逼他上路。允禟到西北后，又被安排在大通（今青海省大通县东南）。孤城一座，兵士若干，名为保护，实则监视。这样熬到二年（公元1724年）二月，允禟终于被宗人府参了一本，说他“抗违军法，肆行边地”，应予革去贝子爵位。他的处境，其实已和充军无异。

雍正对允䄉也毫不留情。元年（公元1723年），喀尔喀蒙古（即外蒙古）宗教领袖哲布尊丹巴胡土克图到北京拜谒康熙灵堂，不久病死。哲布尊丹巴是黄教（藏传佛教）四大活佛之一，与其他三大活佛分掌一区教务。达赖掌前藏，班禅掌后藏，哲布尊丹巴掌漠北（外蒙古），章嘉掌漠南（内蒙古），均直辖于清廷。这样一位政教合一的民族领袖病故在京，当然要派一位王爷去送行，雍正便派了允䄉。允䄉不去，说是没钱买马。及至出发，走到张家口就不走了。雍正见此光景，便把这个难题交给总理王大臣允禩，命其议处。允禩建议勒令允䄉继续前进，并责罚不行劝阻的长史额尔金。雍正却说，允䄉不想去，何必非要他去？额尔金的话他原本不听，责罚又有什么用？允禩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奏请革去允䄉王爵。雍正这回当然“照准”。于是允䄉便被革去郡王世爵，调回京师拘禁，又查抄了他的家产，共得金银六十多万两，金银器皿和土地房屋还不在此数之内。不过此公获罪虽早，却也因祸得福。变成了“死狗”，雍正不再下毒手整他了。所以他一直活到雍正去世，又被乾隆放出，封为辅国公，直到乾隆六年（公元1741年）去世。

现在，允软禁在遵化，允禟发配在西北，允䄉囚禁在京城，“八爷党”的骨干分子都已动弹不得，雍正可以对允禩下手了。

雍正对允禩的打击，经过了精心的策划。

康熙刚一去世，雍正就任命允禩为总理事务大臣，和允祥、马齐、隆科多一起组成看守内阁，旋即将其越级从贝勒晋封为亲王，兼管理藩院和工部。允禩的儿子弘旺被封为贝勒，在诸皇侄中，地位之高，仅次于废太子允礽之子弘皙（爵位为郡王）。允禩的母舅噶达浑，也被削去贱籍，升格为旗民，赐世袭佐领职务。允禩的党羽苏努、佛格、阿尔阿松（阿灵阿之子）、满都护、佟吉图等，也都加官晋爵，弹冠相庆。可以说，允、允禟、允䄉遭受打击的时候，允禩及其追随者却青云直上，红得发紫。

对此，雍正曾对人解释说：“廉亲王（允禩）其心断不可用，而其人有不得不用之委曲。”什么“委曲”呢？说穿了，就因为允禩是“反对党”的领袖，又确有才能。对于这样的人，只有两个办法，或者是打，或者是拉。但要打，就得打在七寸上，不但要打得他满地找牙，还要打得他永世不得翻身。即位之初的雍正，显然不具备这个条件。既然打不得，那就只有拉。拉也有拉的好处。真要能拉过来，自己的力量就会大增。即便拉不过来，先稳住他几天，也是好的。

这种策略，只要是玩政治的人，没有不懂的。允禩当然心里明白，而且想得更深。他认为这是欲抑先扬之法：先把你捧得高高的，再狠狠地摔在地上，那才是爬得高跌得痛。允禩封王，妻族来贺，他的福晋（正妻）乌雅氏说，有什么可喜可贺的，不知道哪一天要掉脑袋呢！允禩自己也对朝中大臣说：“皇上今日加恩，焉知未伏明日诛戮之意？”阿尔阿松甚至不敢接受刑部尚书的任命。因为刑部是个是非之地，阿尔阿松害怕雍正是想用这个职务来杀害自己。所以，雍正再封官赐爵，他们也不领情。

事实上雍正也一直在找允禩的茬。比如元年十一月，雍正在讲居丧不用过奢时，便捎带着指责允禩昔日为母妃出丧时过于奢靡，是“伪孝矫情”。讲丧事从简是对的，但拿一个亲王、总理大臣来做反面教员，就让允禩在朝臣中很没有面子，实际上是拿他开涮，故意叫他丢脸。更让允禩感到寒心和伤心的，是在九月份。雍正借口太庙更衣帐房油味煮蒸，竟然罚主管工部的允禩在太庙前跪了一个昼夜。这种小事，顶多罚到一个科长，何至于体罚王爷？显然是雍正阴毒忌刻的心理在作怪。不难想见，跪在太庙前的允禩，一定是打落了的牙齿和着眼泪往肚里咽，说不出的酸楚，说不出的委屈，说不出的悲愤交加，说不出的怨天尤人。的确，他没法想通，为什么像他这样众人拥戴的“贤王”不能当皇帝，还非得让他去伺候这么个心胸狭窄的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