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如此父子

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八月二十三日子时，大清世宗宪皇帝爱新觉罗胤禛，即人们通常所说的雍正皇帝，突然在北京圆明园神秘地死去，终年五十八岁。

雍正的死，十分蹊跷，因为事先并无任何征兆。据《世宗实录》和近臣张廷玉自撰的年谱，雍正只是二十日“偶尔违和”，但“听政如常”。十八日、二十日处理了重要军机大事，二十一日也照常办公。然而二十二日深夜，却突然召见皇子弘历（即乾隆）、弘昼，皇弟允禄、允礼，近臣鄂尔泰、张廷玉等，其时已口不能言。接着便在一两个时辰内骤然去世，连传位密旨放在哪里都来不及交代，[1]难怪张廷玉要表示“惊骇欲绝”了。

中国古代的宫廷总是充满了不可告人的秘密，烛影斧声，[2]扑朔迷离。目击者们早已作古，有关证据也早已销毁，可供考证的蛛丝马迹确乎不多，能够肯定的只有三点：一、雍正以前并无重病；二、雍正死得十分突然；三、雍正死前知道自己危在旦夕。如果是因患急病而死，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急病？为什么所有的史书，对其病因、病情、病状和病名都一字不提？张廷玉的“惊骇欲绝”，除了惊其突然以外，会不会还有什么难言之隐？

看来，雍正死得有些不明不白。

雍正暴卒，官书又不载原因，似乎有意在隐瞒什么，自然会引起人们的猜疑。历史学家的猜测不带感情，比较可靠公允，如郑天挺认为死于中风，冯尔康认为死于中毒（服丹药所致）。小说家和民间的说法就难免想当然甚至瞎编造。最离谱的是河南作家二月河，在其所著《雍正皇帝》一书中说是半因殉情半因乱伦而自杀，简直就是胡编乱造信口开河。[3]电视连续剧《雍正王朝》则含糊其辞，暗示其系劳累而死，虽有一定道理，但劳累不可能是致死的直接原因。民间似乎对这位皇帝没有好感，总要把他说成“不得好死”，便一口咬定他系为仇家所刺杀。这种说法最有市场，历久不衰，而且越传越神，说是1981年发掘雍正地官时，已发现棺材里躺的那个人，居然没有脑袋。杀死仇人，取走首级，这事古已有之。比如唐代黔州都督谢佑逢迎武则天意志，逼死零陵王李明。后来，谢佑被复仇者暗杀，他的脑袋便被取走，作了李明之子李俊的尿壶。但雍正的尸身上有没有首级，却没人知道。因为这次考古发掘，并没有进行下去，更没有打开雍正的棺材，哪来的“有身无首”？可见也是无稽之谈。

然而刺客却是有名有姓的。传说中的刺客叫吕四娘。据说这个吕四娘，是吕留良的女儿，也有说是吕留良孙女儿的。吕家遇害时，她幸免于难，被一位武林高手收留。这位大侠是个和尚，原先当过雍正的剑客，了解雍正又对他不满，于是便教给吕四娘极神秘的剑术，让她潜入宫中，报了家仇。

这当然又是无稽之谈。但那个吕留良，倒是确有其人，是雍正年间一桩重要案件的主要人物。这个案子，也是说来话长。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九月，川陕总督岳钟琪的大衙里，走进一个湖南来的下书人。这个人的名字叫张熙，是湖南秀才曾静的学生，信则是曾静写的。内容很简单，就是要岳钟琪谋反。理由也很简单，因为岳钟琪是岳飞的后代，[4]清人则是金人的后代，哪有岳飞的后代不抗金，反倒帮金人带兵打仗的道理？当然应该利用手中的兵权，反清复明，替汉人报仇，为祖宗雪恨。

岳钟琪接信不敢隐瞒，立即飞奏雍正。策反总督，颠覆大清，是何等严重的事情！此案的审理自然很快就有了结果：张熙系受曾静指派，而曾静则是受吕留良的影响。吕留良是浙江石门人，在当时名气很大，被人尊称为“东海夫子”。他的主要思想，就是“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义”，也就是民族立场高于阶级立场。依照阶级立场，或者说，依照纲常伦理，臣民应该忠君，士人应该站在现政权一边。但吕留良认为，如果这个君是个“异类”，这个政权是“夷狄”建立的，那就不但不能忠，还要反。吕留良这个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算是一大发明，也在道德上解决了“反清”与“忠君”之间的矛盾，对当时的知识分子确实是一种“蛊惑”，对大清政权也确实是一种威胁。所以，雍正对吕留良一案的处分相当之重；吕留良及其子吕葆中、门生严鸿逵（均已死）开棺戳尸，枭首示众；次子吕毅中、门生沈在宽立即斩首，抄没家财；吕氏家人后代，发配宁古塔，永世为奴；吕留良的著作，由大学士撰写文章，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批判。

曾静和张熙却受到大大的优待。他们不但没有被杀头，反而骑着高头大马，穿着官袍顶戴，在全国巡回演讲。因为他们都已“幡然悔悟”，脱胎换骨，重新做人。曾静先前写过《知新录》，攻击雍正犯有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诛忠、任佞十大罪状。现在，他又写了《归仁说》，讲述了自己思想改造的过程，进行自我批判，歌颂圣朝恩德。雍正把曾静的《归仁说》连同本案的案情、口供和自己的上谕等材料编在一起，集成四卷十二万字的《大义觉迷录》，刊布全国，组织学习讨论。曾静和张熙，自然成了最好的讲解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