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无法医治之国（第5/7页）

如何考核，问题也很大。明代的考绩，分上中下三等，曰称职、平常、不称职。具体的科目，则有贪、酷、浮躁、不及（才力不及）、老、病、罢（即疲，软弱无能）、不谨。属于老病的要退休，属于浮躁和不及的降职调离，属于罢（疲）和不谨的改任闲职，属于贪和酷的削职为民。这一制度，看起来缜密细致，实际上含糊空疏。比如某官一任三年毫无建树，但也没有出什么大的差错，便既可能被考评为平庸不及，也可能被考评为稳重不浮躁。至于他会获得一个什么样的评语，就全看他人际关系如何，以及巴结上司讨好京官的功夫如何了。

这样的考绩，其实是很难做到公平公允的。但大局的稳定，显然比少数人的前程更为重要。为了保持朝局的稳定，让个别优秀者受点委屈，总是必要的牺牲。何况考绩的宽严，也要视政治的需要而时时加以调整。比如朝廷感到空气沉闷，办事拖沓，效率低下，需要振作精神，吐故纳新时，标准就会严一些。反之，当朝廷觉得政局动荡，人心浮动，危机四伏，需要稳定军心，安抚官员时，标准就会松一些。因此，考核指标的空洞抽象、含糊其辞，完全是为了政治上有一个进退裕如的余地。

然而张居正却认为不能含糊。他是一个办事认真的人，又善于理财，经常亲自核对各类统计数字，甚至设计报表的格式，规定报告的期限，许多细节都过目不忘。考核官员是何等大事？当然不能打马虎眼，也不能支吾搪塞。因此他规定，各地方官员都要建立政绩档案，由中央各部各科给事中按年月记载，并且规定了具体项目，如欠税能否追缴，盗匪能否擒获等。这些具体项目，又都要有具体的数字和日期。以便秋后算账。比如甲县令将欠税全部缴回，为期不过半年；乙县令只缴回一半，且为期一年；而丙县令一点都未追缴，则自然甲为上等，乙为中等，丙为下等。因为有档案记载，又有数字比较，所以丙县即便不服，也无话可说。

这就简直和海瑞的想法、做法如出一辙。海瑞任应天巡抚后，痛感官员的考核“往往习为两可活套之辞，事鲜指实（很少落实到具体问题），语无分明”，因而专门制定了《考语册式》，内分才识、治民、治兵、教化、狱讼、均田、水利、开垦、积谷等项目，其下又有种种细目，让负责考绩的官员逐项一一填报，不得含糊。事实上也含糊不得。因为除“才识”一项外，其他项目都很具体，做了就是做了，没做就是没做；做得好坏，也都有事实和数字为证。如果诸项政绩平平，那么，才识一项也不好评为上上的。

海瑞和张居正的这种考评考成法，充分体现了他们这一类务实派官员的作风，较之从前的考绩方法，显然要科学得多，很有些“现代意识”了。但这种作风和做法，却既与帝国的根本国策相悖，又为官场的传统习气所不容。大明王朝从洪武皇帝开国之日起，就没想过怎样使国家强盛、人民富裕。所有政治经济制度的着眼点和出发点，都是王朝的稳定和政权的巩固，尤其是要保证皇帝的地位不被动摇，大权不致旁落。为此，就必须维持小农经济的低水平。与之相适应，政府的管理也应该简单、粗放、迟钝而低能，行政效率太高反倒是不对的，因为那会使基层惊惶失措而被指责为“民不聊生”，让皇帝感到威胁而被指责为“图谋不轨”。海瑞惹下的，正是前一类麻烦；张居正所犯的，则正是后一类忌讳。

显然，海瑞和张居正的失败，都在于他们试图让整个帝国纳入自己设计的政治规范之中。这就像强制或劝说一个以胖为美的人减肥一样，势必自讨没趣。于是他们一个生前被罢免，一个死后被清算。由是之故，张居正的旧属申时行当了首辅后，便极力纠正他们的做法，反其道而行之。然而，有趣的是，与他们完全相反的申时行也没能讨什么好。万历十九年（公元1591年），他终因实在无法在皇帝和朝臣之间搞平衡而被迫辞职，辞职前还背了一个“两面派”的名声。这里面透露出来的信息，就很值得玩味了。

申时行是张居正一手提拔起来的官僚，在张居正去世后当了九年首辅。海瑞的第三次起复，可能出自他的安排。为此他曾给海瑞写过信。他是苏州吴县人，与海南琼山人海瑞、湖北江陵人张居正、河南新郑人高拱相比，要乖巧圆滑一些，也要温文尔雅一些，与他的老乡、松江华亭（今上海）人徐阶的性格做派差不多。因此舆论一致公认高拱、张居正和他这三位首辅，高拱跋扈，张居正霸道，而他申时行谦和。加上他对待万历皇帝，严守君臣之分，不以帝师自居，而以辅臣自任，所以在担任首辅期间，一直受到万历的尊重和信任，也被称为“先生”而不是“卿”。他离职养老以后，万历也一直关心眷恋着他，常派人到他家慰问，赠送礼品。他在家乡平静、安详地度过了二十三年离休生涯，活到八十岁才去世，不折不扣的“寿终正寝”，比海瑞、张居正、高拱的结局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