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无法医治之国（第3/7页）

然而张居正的下场，却比海瑞惨得多。他去世半年后，就遭到了全方位的揭发和批判，罪名有欺君毒民、收受贿赂、卖官鬻爵、任用私人、放纵奴仆，以及结党营私、把持朝政、居心叵测，甚至还有人告他妄图篡位谋反。两年后，即万历十二年（公元1584年），他的家财被抄了个一干二净，长子也在所谓“追赃”的过程中自杀。四个月后，又正式宣布了他的罪行，一共五项：诬蔑亲藩，侵夺王府，钳制言官，蔽塞圣聪，专权乱治。有如此罪行，本当剖棺戮尸，姑且加恩宽免，但他的弟弟和两个儿子被送到烟瘴地面充军。

张居正是否果真犯有上述罪行，是一个既说不清又不重要的问题，因为在中国古代的政治斗争中，一个头面人物身败名裂的真实原因，总是会被一系列似是而非而又冠冕堂皇的说法所遮蔽。张居正由“万人称颂”一变而为“万人唾骂”，真正的原因其实同海瑞罢官一样，是得罪了官场全体。不过海瑞只是坏了官场的规矩，张居正却几乎是要砸官们的饭碗。同海瑞一样，张居正也认为帝国积弊甚多，非予以刷新不可。所不同者，在于海瑞的念头，是要为民作主，因此更注意廉政；张居正的目的，却是要富国强兵，因此更注意效率。反腐倡廉，只要弘扬道德精神和恢复洪武成宪就行了；而要提高国家机器的运作效率，则非得变法不可。变法，就一定会触及整个官场的神经系统，损害相当多人的既得利益和将得利益，使许多人升官发财的计划泡汤。所以，张居正的“官愤”更大。

至少有两件事使张居正遭到文官们的痛恨。

第一件事，是他曾用皇帝的名义责令地方将所欠的税收按照规定全部缴足。这道命令表面上看并无不妥之处：种田纳税缴皇粮，自古以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没有缴足，当然要补缴，除非遇到天灾，朝廷特令减免。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全国各地，无论穷县富县、灾年丰收，税收都一律拖欠。其原因大体上是这样的：本朝一千一百个县，自然情况大不相同，因此各县的税额乃至税率，都不相同。据说一个富裕县份的税粮总数，竟可以是一个穷僻贫困县份的三百到五百倍。这就会引起心理上的不平衡。在贫困县，人们的纳税意识往往都很低。在他们看来，既然享受低税优惠是天经地义的，拖欠一些税粮也不算什么。因为谁都知道他们穷，缴不起。即便什么税都不缴，与富裕地区相比，生活水准的高低优劣也不可同日而语，真要缴足了，还过什么日子？再说，税率和税额本来就很低，即便都缴齐了，也没多少，何必斤斤计较呢？我们帝国地大物博，财大气粗，还在乎咱这两个小钱？富裕地区从牙缝里省一点就有了。贫困地区的地主和农民既然都作如是观，自然能拖就拖，能赖就赖。

富裕地区的农民和地主则是另一种想法。他们认为，既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该一视同仁，公平对待，凭什么我们就该多缴税粮，别人就可以少缴？穷县地少人稀，税粮总额少一些不足为奇，但税率不该两样。事实上却相差很大。比如苏州府的田赋，大约占农村收入的20%，而山东曹县只占9%，溧阳更少，约在1%到5%之间。溧阳与苏州相去不远，税率之悬殊却有天壤之别，难怪苏州人心里要不平衡。况且，富裕地区哪怕只缴60%的税粮，数目也已远远超过贫困地区的总和，贡献已经很不少了。余下的数额，自然也是能拖就拖，能赖就赖。

结果，无论穷县富县，都只能收到六成的税粮，剩下四成的收缴，也就成了永无期日的事情。这个数目也是有讲究的。谁都知道，抗缴税粮是犯王法的事。田主既不能一点都不缴，地方官也不能一点都收不上来，否则便乌纱难保。但如果收缴了六成，已在半数以上，就不好说民抗税而官无能了。因为有这个数目垫底，大家都有恃无恐，则拖欠剩下的四成，也就成了官民之间心照不宣的约定俗成。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这就是百姓缴纳税粮，在法定的数字以外还有约定的附加。比如粮米在转运储存的过程中难免有所损耗，碎银重铸为元宝也难免有损耗。为了弥补这些亏损，收缴税粮时就要有所附加，称为“米耗”和“火耗”。这些附加的“常例”，其实是各级官吏的额外收入，连海瑞也有一份，只不过海瑞宣布自己不收而已。但其他地方官则没有不收的。事实上一个地方官只要不在“常例”之外再巧立名目，就会被公认为清官。因为如前述，本朝官吏的薪俸极低，正二品大员的年俸竟然只有纹银一百五十二两，根本就入不敷出。他们要想维持稍微体面一点的生活，都不能不有些额外的“灰色收入”。在京官，主要靠地方官的“孝敬”；在地方官，则少不了这一份“常例”。所以，这份收入，虽然认真说来要算贪墨，却又公认合理合法，至少正常，故曰“常例”。一种制度居然会导致“合法的贪污”，这种制度本身的合理性就大成问题了，但没有人敢对制度表示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