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无法医治之国（第6/7页）

申时行聪明会做人，心眼也不坏。他只是自私一点，胆小一点，门槛精一点，舍己为人的事不做，损人利己的事也不做。在不损害自身利益的前提下，也能说些公道话，或暗中给人帮忙，表现出正义感。张居正把他拉进内阁，培养成接班人，原本是想在自己死后有个关照的。这一点他并没能做到，也做不到。张居正被抄家后，万历的怒气不但没有稍减，反倒日甚一日。这时帮张居正说话，等于把自己的脖子往刀下送，申时行当然不干。但当有人疏请将张居正以大逆论处，应该开棺戮尸时，他对这种“落井下石”的做法也极为不满。于是他对万历说，这个疏奏以暧昧之辞，诬陷别人谋反，只怕谗言会接踵而至，这可不是清明之朝该有的气象。这话正中万历下怀：他最怕别人说他是昏君，也就心甘情愿不再追究。申时行四两拨千斤，救了张居正，刹住了诬告之风，正是他聪明之处。

还有一点也值得称道。张居正死后遭到举朝抨击，申时行作为其故吏和继任，既不否认其错误以为自己开脱，也不夸大其错误作为自己执政的资本。他只是实事求是地评价张居正的功过，然后予以纠正和调整。在他看来，张居正除了有过度自信，严峻细刻，得理不让人，生活作风不够检点等问题外，其最大的错误，根本的错误，是没有弄清我们这个帝国的性质，不知道帝国的生命恰恰是靠中央集权和官僚主义来维系的。表面上看，中央集权和官僚主义好像是两回事。但你想，那时并没有电报、电话、伊妹儿，一封文件从地方送达中央，往往要一个月的时间。皇帝足不出官，对地方上的情况原本就很隔膜；京官不在现场，也未必能有准确判断。加上这些奏折往往又用华丽的文辞写成，让人看来不着边际，不得要领，甚至摸不着头脑，由此便作出决策和判断，还有不犯官僚主义错误的？然而如不事事请示，又无法体现权在中央。所以，反官僚主义，就是反中央集权；而这个由中央集权派生出来的官僚主义，又只能靠中央集权的行政手段去反对，还不是自己跟自己有仇，自己和自己过不去吗？

显然，要维系中央集权，就要维护官僚主义；而要维护官僚主义，就要维持现状，保护文官集团。帝国的政治目标既然原本不高，只要黎民不饥不寒，官员不吵不闹，就是天下太平、国运昌隆，还要那么强的能力、那么高的效率干什么？相反，既然政令的雷厉风行，考绩的公平认真，会给文官集团带来恐惧和不安，那么，做宰相的反倒应该极力维持政府的低效和低能。在这里，稳定是压倒一切的。最重要的，是不要让文官集团出现分裂。即便不能和衷共济，至少也得相安无事。所以，尽管徐阶被骂做“调停国手”，申时行被斥为“四面逢迎”，但这两个江南来的聪明人，都认为这正是自己应尽的职份。首辅虽然不是宰相，但又相当于宰相。宰相的职份是什么呢？不是征收税赋管好财政（这是户部的事），不是操练军队保卫边疆（这是兵部的事），不是审理案件惩治罪犯（这是刑部的事），甚至也不是任命官吏处分僚属（这是吏部的事）。这些事宰相都该管，但更重要的还是“协调阴阳”，搞好君与臣、臣与臣、臣与民之间的关系，维护政治领域的“生态平衡”。说白了，宰相就该当“和事佬”，就该八面讨好、八面玲珑。能讨好就好了，怕的是讨不了好！申时行的悲剧，就在于他殚精竭虑地想各方讨好，却又费力不讨好，这才让他感到委屈和伤心。

应该说，申时行是尽了努力的。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他呈请皇帝陛下废除张居正的考成法，因为这个方法并不尽合理，也不尽公允。税收能否如额征收，并不完全取决于官员的努力和能力；盗匪能否按时捕获，也有许多客观原因。如果以此作为考评的条件，不是导致基层官员弄虚作假，就是逼得他们诬良为盗，这都不是圣朝气象，所以仍以原先那样含糊暧昧地进行考核为好。在两年以后的“京察”中，他更是高抬贵手，网开一面，大小官员都得以各安其位，被罢免或降职的官员只有三十三个，且都供职于无关紧要的部门，算是考绩制度得到严肃执行的一个象征。于是，申时行受到众口交誉，皇帝陛下也龙颜大悦，深表满意。

然而四年以后，申时行的威望却降到了最低点。根本的原因，在于他只看到文官集团有要求稳定的一面，没看到还有要求动荡的一面。这就好比打牌。如果总不洗牌，就不会出现新的赢家，而游戏也就做不下去。因此所谓永久的安定团结根本就不可能。总会有人出来惹是生非，兴风作浪，以便火中取栗，浑水摸鱼，而且最好能把庄家干掉。宰相或首辅便是庄家（皇帝则无妨看作赌场的老板，无论谁输谁赢，他都有“抽头”可得，所以有的皇帝会鼓励游戏的进行），自然首当其冲。何况这时，闹事分子又有了极好的口实。[10]申时行只好申请退休。只是幸亏有万历的呵护，他的下台，才不至于太不体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