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探访民间生活（第8/9页）

花会、春游及放风筝，是成都人春天积极参与的三项极为普及的游乐活动。成都人爱花有久远的历史，清末民初花会的热闹自然也是极一时之盛，“城南十里尽栽花，翠翠红红处处遮。最爱路边连理树，愿教移植在侬家。”（王蜀瑜《锦江花朝竹枝词》其四十）至于踏青是妇女儿童非常喜爱的活动，为了踏青有些妇女已开始放脚——当然清末民初提倡放脚的大环境不可忽略——但是也可反过来说明妇女对此活动的喜爱程度。“踏青休绣凤头鞋，天脚于今更大佳。白首糟糠偕到老，何须十二列金钗？”（冯家吉《锦城竹枝词百咏·三月》其二）清朝乾嘉时代，东较场是放风筝的好地方，“春来东角较场前，赌放风筝众少年。马尾偏牵羊尾小，一群高放美人边”，对此杨燮自注道：“风筝如美人、鹰、蝶等式，多以大为贵，独羊尾以小见奇，且连放三四五个，如羊群摇尾于上，是又以多出奇也。”接下来便是端午龙舟会，“龙舟锦水说端阳，艾叶菖蒲烧酒香。杂佩丛簪小儿女，都教耳鼻抹雄黄。”（杨燮《锦城竹枝词百首》）重阳登高亦是月市竹枝词所记载的一项重娱乐活动，药市也与此同步开放，“九日登高载酒游，莫辞沉醉菊花秋。闲寻药市穿芳径，多买茱萸插满头。”（庆余《成都月市竹枝词·药市》其一）可以说，每一项大型的游乐活动都可以用竹枝词记载下来，我们文化中诗史互证的传统，在竹枝词这一点上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成都毕竟是座商业性的消费城市，即便是在古代，它也是繁忙的水陆码头，是西南地区的货物集散地。竹枝词能广泛地表现生活的各个层面，自然对成都的市场繁荣程度及变迁都能做补充性的记载。酒市及酒店林立素来是成都的一个特点，也是过往客商多，商业繁盛所致。酒市甚多，首要的原因是成都物产丰饶，剩余粮食较多，因此成都也有不少的烧酒坊。李商隐曾说：“美酒成都堪送老，当垆仍是卓文君。”的确如此，成都酒的酿制水平很高，味道颇为醇美。不要说很多诗人在正规的诗词中多有记载，就是最接近民间的竹枝词也所载很多，“杨柳青青酒店门，阿郎吹火妾开樽。千金卖得文章去，不记当年犊鼻裈。”（王叔承《竹枝词》其三）由夫妻开的小酒店，联想到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卖酒故事，颇有点对“贵慕权势”的司马相如微讽的意思。当然用他们的故事演绎出来的竹枝词的确不少，因为他们开酒店的名气很大，可资利用，“卓女家临‘锦水’滨，酒旗斜挂树头新。当垆不独烧春美，便汲寒浆也醉人。”（姚氏《竹枝词》）茶坊酒肆历来都是共生物，“‘同庆阁’傍‘薛涛井’，美人千古水流香。茶坊酒肆争先汲，翠竹清风送夕阳。”（定晋岩樵叟《成都竹枝词》）说明清朝时在望江楼、薛涛井旁有一处著名的喝酒饮茶的去处，名为“同庆阁”。由此可以想见古时没有今日受污染的情况，其水质清澈，沁人心脾，确实使人难忘，用此泡上好的茶，与美酒形成甘美醉人的双璧。

各种店铺及其相应的商业贸易，造成了四方商贾云集、货物辐辏的局面。“郫县高烟郫筒酒，‘保宁’酽醋‘保宁’。西来氆氇铁皮布，贩到成都善价求。”（定晋岩樵叟《成都竹枝词》）不难看出郫筒酒在清代的成都都还是很有名的，不然运到成都就不会卖到好价钱，除此之外，其他几种均还是今天日常生活中所需要的。藏族贩运东西到成都来卖钱，绝不只如上一个单文孤证，“‘大小金川’‘前后藏’，每年冬进省城来。酥油卖了铜钱在，独买铙钲响器回。”藏族人喜铙钲，“铺中试击，侧听洪音，华人每笑其状。”（杨燮对其竹枝词自注）汉族与藏族由于喜欢的东西不同而互相觉新鲜，“华人每笑其状”，反之藏族亦然，此乃常态，不足为怪。清代成都经商的特点是湖广填四川的人占大多数，因为成都土著十不存一，故开的店出现了如下情形：“磁器店皆湖州老，银钱铺尽江西人。本城只织天孙锦，老陕亏他旧改新。”（定晋岩樵叟《成都竹枝词》）土著只会靠织天孙锦来维持其旧有的余绪，勉强还能回忆起未遭屠戮前成都的吉光片羽，诚堪浩叹。

明末清初，四川文化遭受了空前的灾难，因而有清一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四川文化无有可称道者，教育更是十分薄弱，书籍的大规模刊印都是乾隆中后期的事情了，这也为江西书商贩运苏刻浙刻本提供了机会。但四川本地的刊刻水准仍不如人意，就更不用提与宋代的蜀刻媲美那样的事了。由于文化消费的兴起，里面蕴含许多商机，学道街兴起了不少的书肆，但因供不应求而良莠相杂，“‘学道街’前书肆多，全无苏版费搜罗。儿童买得《四书》读，小注删除字又讹。”（定晋岩樵叟《成都竹枝词》）恰如与教材印制质量低劣配套一样，教师的质量也使人忧虑，“诗云子曰满堂声，门挂荻帘街市中。无数儿童读别字，先生原本是冬烘。”（定晋岩樵叟《成都竹枝词》）须知成都是四川的文化中心，四川其他地区的情况之糟糕便可想而知。不过，偶尔也有好的，“‘盐道街’前刻字匠，藩司左右裱画师。就中拓印谁能事？独有新都向九儿。”（定晋岩樵叟《成都竹枝词》）说明彼时有个名叫（或者是其绰号亦未可知）向九儿的新都人拓印功夫了得，声名在外，对消费者有一定的号召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