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左冲右突的道路（第4/8页）

出川之路几乎无一平坦者，这是由于成都与外界之联系的地理环境所决定的，因而其所经之路尤其是一些官道，比如川陕路、峡路、川滇路等，在承平日久，商业发达，或者战事频仍的时候，其繁忙拥挤自然不难想见。但频繁出使在驿道的人，除了在外的商人、征夫，大抵就应算文人墨客、迁客流人、思乡游子、上任及卸任的官吏等居多，间或亦有王公贵人。而这些人在驿道、递铺、邮亭的故事，是十分有趣且有很多可助谈资的东西，更可以作为对古代交通发展文献史料上的一点相应佐证。而在出蜀及入川的道路中，应该说最重要最繁忙的应算官道川陕大道，而自古以来，这条入蜀及出川的道路都被人们视为险道畏途，因为沿途多行走在崇山峻岭、山间峡谷之中，时常只有一鸟道相系相通，且坡陡路滑，涉足艰难，使人望之生畏葸之心。但许多人的出蜀及出川都经过川陕路线，在这里留下不少旅痕足迹——兵旅征伐、商贾转输、公文传递、皇帝下诏、官吏往返等多取此道——间有诗酒流连，题壁吟诗，颇有几分兴味意趣。

川陕线原称金牛道，因传说秦灭蜀王开明，便是开明贪图秦王给他能屙金子的牛，因而开道迎接金牛，道甫凿成，秦便乘虚而入，发起进攻，一举而克古蜀国。自然这只是嘲笑蜀王愚蠢的一个传说而已。秦时金牛道的路线，现今只能作些可能的考证，据研究四川交通史的学者蓝勇考察——其考察与推断的理论是古今交通路线选择都有择易而行和近捷而行的特点——金牛道应与后来的剑阁驿道路线基本吻合。倘若如此，这条路线应遵循如下的道路走向：经汉中（古南郑）、烈金坝（金牛驿）、五丁峡（金牛峡）、七盘关、龙门阁、明月峡的古栈道、广元昭化（古葭萌）、剑门关、柳池驿、武连驿、梓潼关险亭、五妇岭、石牛铺而入成都。在这条大路上确有一些间道，另有通过三台、盐亭、阆中而再达苍溪而进入广元，再到烈金坝的路，明代的四川北路就走的这条路。不过这条路虽躲过了剑阁天险，但迂回甚多，行程及时间都并不经济，在清代四川北路就还是走原剑阁大道。而像这样一条重要的道路，其间发生的征战取用事迹甚多，如战国至魏晋南北朝所发生在剑阁道的共十五起，唐五代金牛道重要事迹征用共十二桩（见蓝勇《四川古代交通路线史》第二章“川陕交通路线”），相对任何其他入蜀出川的道路来说，都是极其频繁的。而过往行人之多，除五代战乱（那时人迹稀少，已到野兽出没，猛虎成群，时伤行人的地步）外，大抵也可能只有出川（而非入蜀）之水道堪与其相比。其原因不外乎是，川陕路线不只是商业交通必经之地，是军事重地，更是朝廷联结地方的重要乃至唯一（倘若峡路或东通重庆的陆道被人阻截）通道，且曾是抗金御蒙的重要防线，为国家在危难时刻所做之贡献，实不可低估。

现在我们来看那些曾经在古蜀道川陕路上来来往往的人，路过这条古道的人固然是很多的，但失考者必不少。因为任何逝去的东西，要想完全复原是办不到且无必要的，而保留下来的也只是那些尚存于各种史籍中的古道过客。仅就《蜀中名胜记》卷之二十六《保宁府三·剑州》所录，由川陕线取剑阁道（因为川陕线可以从三台到盐亭，再到阆中，避开剑阁天险，而复与川陕主线重叠）出入四川者，其中有名的人便有张载、柳宗元、王勃、卢照邻、岑参、唐玄宗、杜甫、王维、李白、唐僖宗、李德裕、戎显、李商隐等二十四人之多。而我们能做的，便是将那些曾经在古道上勾留过，而又喜欢在邮亭驿舍题壁留诗的人，作一点简略的叙述，以便看他们出入成都至陕西这条狭窄的古道时的心态，同时从侧面观察成都到外地（自然是远程）的交通状况，也就可窥成都之所以为成都的必然性之一斑。在如此观察之前，有一点必须事先言明，即川陕线上的驿站设置各代均有大同小异之处，有立有废，而我们的观察与言说是将其安排在历史层面上来看待的，而不管每个朝代的废置，只要是它是川陕道上的驿站，均是我们观察的对象。换言之，我们的立论起点是，各个时期的人物，都被打破了历史时间而在这一条古道的狭窄空间上“相逢”。

明代文学家薛瑄在川陕线的起始站锦江（官）驿，吃到驿吏送的鲜美的樱桃后，赞叹之情溢于言表：“时果已知西蜀美，古诗谁见少陵豪”（《锦江驿官送樱桃》）。鲜美的时果与杜甫豪迈沉郁的诗是他看好的双璧，“时果”樱桃自然成了他窥看西蜀物产丰饶的一个例证。前蜀王王衍时常与二徐妃，即他的母亲与姨妈四处出游宴饮，公元925年9月，王衍带其母与姨妈前往设醮祈福，10月便带一万多人前往去“幸秦州”，路过天回驿时，其母徐太妃写道：“翠驿红亭近玉京，梦魂犹是在青城。比来出看江山景，却被江山看出行。”（《题天回驿》）“却被江山看出行”一句，一方面暗示了出行之盛大豪华，奢靡无度，以至于“江山”也没有见过此等铺张豪奢的“出行”；另一方面它却不幸成了谶语，因为王衍正是因为此次巡行最终被后唐打败而亡国。可见“幸成都”的唐玄宗路过的地方“天回”，实在不可能给前蜀王朝带来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