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审察时光的秘密

哦，我们为何克制自己的肉体，时间是那样漫长，那样的久远？

——约翰·邓恩

农业社会的作息时间

“上帝保佑您，快走吧！”

这是一位在中国的传教士所下的逐客令，因为他经常面对一些像这样的来访者：对信教并无兴趣，却滔滔不绝，不知疲倦，说个不停，问个不休，意识不到时间的流逝，却整天整天地来他那里耗着。依我们的猜测，去他那里耗着的人，要么是无业游民，要么是有闲阶级、纨绔子弟，间或说不定也去一些有点好奇心的农民。而这些有时间去那里耗着的农民，如果他的品德是勤劳吃苦的话，那么他一定处在难得的短暂的农闲期间。

农闲，是大多数中国人甚至包括非农业人口，对时间的一种认定方式。这种认定方式，虽然从阶段性来看较为准确，但对于时间的界定却是模糊的。在古代的农业社会，作物的生长周期决定着农民的生活规律，也就是说从耕作周期的开始到结束称为一个“农年”，而这个“农年”之后尚有些时间因气候或其他地理条件限制，不能做野外耕作的事，就被称之为农闲。而“农年”完结之时也因各地地理气候及其他风俗，而并不相同，而且就是同一地今年“农年”的完结也与去年并不完全重叠。因此“农闲”并不是一个绝对准确的时间概念。因为室内所做的事如编织家用品等都不是农活，而有编织的活也不是无限度的，这就说明对于辛劳的民众来说，确有农闲可言。除非集市兴起，可以拿去以物易物，或者直接换钱。这样就使得农民的农闲时间缩短，但是商业社会的兴起，直接导致的社会分工，将会使人们通过从事自己的劳动而获得非自己劳动的产品，满足自己日益多样的需要，从而既可以使人们拥有比此前更多的闲暇，又因而使生活变得更有质量。

从鳖灵开始，玉垒山一带的水势得以整治，成都平原的水灾得以大大缓减，而蜀守李冰率众修成举世闻名的都江堰，使得整个成都平原成为灌溉农业的典范。经过逐步的发展，成都成为水旱从人、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水旱从人，对于靠天吃饭的农民来说，简直就是梦中的理想，但对成都平原地区的农民来说，却是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灌溉农业的最大特点便是适宜于水稻的种植。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巨擘布罗代尔认为，水稻最初种植，在公元前2000多年前，经海道和陆路被介绍到中国（但民食政策史研究专家冯柳堂认为，中国自古就有水稻，见冯著《中国历代民食政策史》，对此我不能同意）。“随着水稻的推广，中国生活的重点完全颠倒了过来：新兴的南方代替了历史悠久的北方”，而接受稻谷种植“是获得文明证书的一个方式”。

我认为布罗代尔的推断是有道理的，因为水稻的产量可以养活更多的人，所以秦灭巴蜀徙万户到成都，并没使成都感到养活人的压力，尽管当时成都的水稻种植的单产量并不高。但便利的灌溉，以及来自石质地区的水，含沙量较小，有利于水稻的生长，确是个无可否认的事实。而便利的灌溉，使得成都地区的水稻种植所需劳动力和劳动日，明显低于其他那些水利灌溉不甚便利的地区，加之土质肥沃，使得水稻单产量也较高。以相对较少的劳动力和劳动日获得较高的收益，这就使得闲暇较多，便于剩余劳动力转向工商业经营。而工商业的经营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改变农业社会里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使人们通过商品交换而进行频繁的交往。

诚然，在古代社会，农民对时间的支配并不是我们现代人所想象的那般自由。不只是统治者不可能使农民轻而易举地获得其所需的物质，或者自由地迁徙；另外由于获取个人所需物质的大部分来源，或者是作为佃农依附于地主而租地耕种，大多仰赖于小农耕作，或者偶尔的集市交换，在最原始的意义上互通有无。也就是说，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中国漫长的农业社会里极有市场，表明农业在中国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正如学者许倬云所说：“中国人好像一旦踏上了农业路，就再也没有背离过。进步和变革时有发生，但是农业在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中始终保持着至高无上的地位。”（《汉代农业：早期中国农业经济的形成》）这种至高无上的地位，在成都也不例外。

尽管农业如此重要，但有关农民每日花在耕作上的时间，包括官员们在农业社会里为管理地方事务所需的工作与休息的时间，我们史书记载的却是少之又少。这与我们的历史记载中没有真正的个体关怀有涉，因为在他们看来，辛勤劳作是如此值得提倡，以至于可以忽略作为工作之一部分的休息。加之史家历来认为这种记载琐碎而不具备其可资利用的价值，与那些风云际会的大人物、大场面相比，实在无足轻重，因此要写出活中国包括活成都的历史，其困难之大，便不难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