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左冲右突的道路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李白

拿破仑的行军速度与尤利乌斯·恺撒同样缓慢。

——保尔·瓦勒里

几千年来的突围

成都平原虽然有沃野千里、水旱从人、物产丰饶的优势，但这只是从它小范围内的情形来讲。其边缘地带，虽有丘陵过渡，但倘若还要向外延展，则最终要受到北有秦岭，西有青藏高原，南有云贵高原，东有长江三峡之险的封闭。如此一来，成为四塞之地，就是它的宿命，而此等状况，对成都的发展必然有相当深长久远的负面影响。于今看来，这样的负面影响一方面存于成都人的集体无意识之中，形成一种相当内闭的自以为是的观念；另一方面，又确实使得成都周边远程的交通状况，始终不可能像江南那些大城市一样，做到真正远程意义上的四通八达。成都僻处西南一隅，无论是文明进步观念播种的欠缺，还是真正现代化意义上的工业化、商业化程度的不够，都是交通对其大发展进行限制的必然结果。

诚然，四川人包括成都人都不甘心于这样封闭的自然地理环境对他们生存与发展的束缚，为了打破此种自然地理条件的制约，几千年来他们进行了不懈的突围。而倾注在交通上巨大的心力，如不停地修桥补路，扩大自己的交往空间，便是此种不懈突围最具体的显例。在开辟成都通往各地的道路的劳作中，民众出力甚巨，这自然不可能是一家一族之力所能完成的。但有的家族在其中成就了相当的功业，这是为扩大与外间的经济和文化交往，为消除几千年来的空间阻隔的四川人理当永记并铭感五内的。

公元前130年，中郎将唐蒙奉汉武帝之命打通夜郎、中通道，由于开道工程艰巨，凿石开阁，加之征调民众过急，进展甚微。在此等进退危难之际，唐蒙拿出强硬手段，强起军制，诛杀在其看来拖延工程的巴蜀土著首领，一时民众惊恐骚动。由于彼时西汉政权正与匈奴交战，兵力及军资耗费甚大，若同时参加，势必不能兼顾，于是汉武帝果断派遣成都人司马相如以特使身份，紧急回川救难，解决开发西南夷道诸问题。这位成都人，由于遭遇了在后人看来是千古绝唱的、有滋有味的爱情“历险”，其寒微的身份及家境令其岳家卓氏大家族特别鄙视，且有文君新寡与其私奔的不合时宜，自然颇感压抑。于是在前往长安任职过成都升仙桥送客观时，便于桥柱题写了“不乘赤车驷马，不过汝下”之类“自绝后路”的表决心的话。自断后路，果然有成，这不，成都的百官们似乎都知道他的心意，就立于升仙桥旁迎接“钦差”司马相如的高车驷马。太守以下郊迎，县令负弩矢以先驱，实在殊荣备至。对这盛大的迎接场面，前呼后拥的阵势，想必我们现代人不缺乏这个想象力。虽然司马相如过分夸张了些，不免有点收不住的得意扬扬，但从他对巴蜀的长久深远的贡献来看，这点过火也是可以被理解的。因为他这次衣锦还乡，的确解决了唐蒙无法解决的通西南夷的重大问题。

我们的文学史，总是爱说司马相如是才压两汉之人，但坦率地讲，我对他写的汉大赋没有多少兴趣，文章中铺张扬厉，谀词竞作，没有多少特别使人心动的地方。相反倒是汉武帝派他来处理通西夷、西南夷的棘手问题，显示了他给巴蜀人民乃至西南人民所带来的好处。而事实上，我们的历史评价经常提到的是他的文学成就，而对他经世致用这方面的成就却鲜有深入的评说。我个人认为，他的历史贡献，主要在通西夷及西南夷方面，破除巴蜀人民一些固有的陈旧观念上，这也压倒了他文学方面的功绩。

固然，在汉开西南夷、通西夷之前，民间贸易的商道早已沿着民族迁徙的故道辗转相通，但自从汉开西南夷之后，中央王朝才得以越过滇蜀之交界地，继续向西发展以至通达永昌（保山）、滇越（腾冲）等地，进而开辟了由蜀到缅甸、身毒（印度）的官道，而此官道也成为西南丝绸之路的主要通道之一。而西南丝绸之路主要路段的连接及其官道的开通，司马相如居功至伟，其功劳应不在出使西域的张骞之下。公元前130年，司马相如拜为中郎将，主办邛笮等部落归附及招抚数以百计的“君长”的任务。他率众新设边关，打通灵关（今四川宝兴县以南）道，架桥于孙水（今四川安宁河）之上，筑成通往邛部（今四川西昌）的道路。在此之后，在即将开通西南夷道尤其是夜郎道之前，司马相如代汉武帝作了一篇《谕巴蜀父老檄》的文章，以晓巴蜀父老，由太守转布各县道，阐明朝廷以文化统一的方针开发西南夷的重大意义，希望大家深明大义，理解并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