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我的父亲母亲：相伴与分别（第3/7页）

我在父亲办公桌旁的金属档案柜里，找到了他与帕特里夏谈话的书面记录。此外，我还找到一份他提供的证词和一份他接受盘问后留下的记录，那份记录出自贝利先生之手。就我看来，贝利先生的表现显然与其资深律师的名声不符。

父亲花费16个小时，与帕特里夏进行了5次面谈后，得出如下结论：犯下被指控的罪行时，她是自愿采取行动，并非被胁迫或出于某种精神上的原因。尽管他很同情她，但评估“责任问题”才是他要扮演的角色。

向法庭做证的过程中，父亲基于帕特里夏对其问题的答案[2]和法庭对其他面谈做出的记录，阐述了他的观点。[3]父亲认为，长大后的帕特里夏，认为自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个被抛弃的孩子”——她说，自己被扔到一个“严厉专制的女家庭教师”手中，不仅挨打，还遭受了其他虐待。[4]（父亲强调说，因为没有数年前那些经历的第一手资料，所以他并未将其作为证据。不过，帕特里夏秉持的信仰或她想给人留下的印象，都源自那些经历。）她也跟我父亲提起父母之间的争吵。她说，虽然他们只是在口头上争执，那些吵闹却依然令她万分沮丧，只想逃离那个家，赶紧被送回之前她待的那所寄宿学校。“她说，”父亲表明，她这么做的“唯一原因”，就是“离开那所房子”。[5]

父亲知道很多家庭都存在这种问题，也非常小心地不去丑化她的父母。但他依然相信：导致她一步步进入那种顽固、叛逆，与当局敌对的精神状态，从而接纳了那些绑匪价值观的原因，不仅包括家庭和父母的因素，还跟她遭受到的精神痛苦有关。她计划跟同居男友结婚，但那个男人性格傲慢，又大男子主义，还秉持以自我为中心的社会价值观，让她大为光火、万分沮丧。

刚被绑架时，她的确“非常痛苦、愤怒、伤心……随时准备奋起反抗”，正如父亲在法庭上所说，她是个“寻求理由的叛逆者”，而“理由”最终找到了她。

父亲最有趣的一段证词中，提到他做的一次经典练习。当时，他让帕特里夏就绑匪关押她的那套公寓画一幅画。实际上，那应该是幅“平面图”。贝利先生在他的陈述中提到，落入绑匪手中后，她被关在“一个壁橱”里。贝利先生认为，这一遭遇让她陷入了被动局面。然而，她画出的这幅画中有窗子、厨房和浴室等，却唯独少了那个壁橱。[6]因此，贝利先生认为，那里不仅是她此段经历中受创最重之地，也是她在绑匪的折磨下精神陷入绝望的关键点。正是这种绝望让她在重获自由后选择了与暴力为伍。

画中少了壁橱这件事让父亲兴趣大增，因为这似乎逐渐破坏了贝利赋予此案的主要意义。而且，事实证明，它似乎也对陪审团的决策产生了影响，并连同父亲基于跟帕特里夏谈话结果提出的其他观点也起到了强调作用。在这些强有力的结论下，父亲成功抵挡住了贝利先生质疑其证言可信度的猛烈抨击。

贝利先生跟父亲纠缠了很久。比如，他一直不满父亲在与帕特里夏的谈话中那种记笔记的方式，非让父亲解释为何不用录音机录音。父亲说，他不习惯在诘问中使用录音机。父亲观察到，在被告拥有“杰出法律人才”的优势下，“这个人就极有可能提到谈话记录”，并利用“事先写好的脚本”（他含蓄地暗示了这点）提前教她某套说辞。若有磁带，便更能证明她很可能真与某个脚本脱不了关系，从而破坏“诘问的完整性”。

贝利先生问，如果没用录音机，我父亲还采用了哪些别的记录方式？

“医生，您不会速记，对吗？”

“不会。”父亲说。

贝利先生立刻揪住这点不放。

“那请问，您都用了什么方法？”

“我用了我的右手、一支钢笔和一张摆在我面前的纸。”父亲礼貌地回答道。

整个审判过程，我母亲都一直在场。她说，这个回答似乎让贝利先生非常不满。

最终，对审判结果最具决定意义的因素或许是：贝利先生起身做总结陈词时，并未集中阐述能让其当事人无罪开释的要点，反而喋喋不休地说些令人费解的话。后来，帕特里夏说，她觉得他多半喝醉了。[7]这点无论用什么标准来衡量，都是对她利益的背叛。法官裁定帕特里夏有罪，并判处她长期监禁，后又改判为入狱7年。但她只服了不到2年刑便获得吉米·卡特总统的减刑特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