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探索的感觉

西尔维娅和朱莉娅精心准备了一切，她们租了一辆轮椅，又在紧邻母亲卧室的次卧安置好医院用床和检测父亲生命体征的各类仪器。

母亲比父亲晚睡很多。醒来后，她的第一个问题往往会是：“你叫醒宝贝了吗？”接着，她又问：“给他做早餐了吗？替他煮燕麦片了吗？”

父亲吃过早餐后，西尔维娅或朱莉娅会把他带到客厅。上午晚些时候，母亲会出来陪陪他。两人常常在餐厅共进午餐。之后，母亲返回卧室，父亲不仅继续待在客厅，还往往如生病之前一样，坐在他那张办公桌前。

桌面和旁边的那张桌子上仍不断堆积起新到的医学期刊、精神病学研究所的会刊和信函，偶尔还会有哈佛医学院院长的生日贺信，或邀请校友参加即将开展的研讨会或学术会议的通知。

朱莉娅告诉我，他仍会收到很多其他人的来信。有些人根本不知道他年事已高或已经患病，还在问他对某篇学术论文的看法，或就其专业领域内的某项研究征询他的意见。朱莉娅知道他已经无法阅读或理解这些信件，所以她常常会读给他听。她说，要是把一封信举到他面前，“他会看了一遍又一遍”，有时还会指向某个他似乎仍能理解的地方。有时，他也会点头，仿佛认出某个名字或某家机构，或许还会说出一句简短的话，表示他很满意。

他也开始做一些简短的笔记，写出种种形式混乱，且没有明显连续性的词或短语。他用的依然是纹理细密的蓝纸。在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用这种纸写备忘录。如今，它们仍躺在木制托盘里，放在老地方——桌面的右上角。

父亲会时不时翻翻抽屉里的东西，然后突然对其中的某样产生兴趣。比如，有一天，他拿出一块重金属做的名牌。那是以前挂在他办公室门上的名牌，上面刻着他的名字。牌子是淡绿色的，已经有轻微腐蚀的痕迹。

“他摩挲了很久，”朱莉娅说，“就那样一直盯着那块牌子看，在它上面花的时间比其他东西都长……”

有时，他也会拿出档案卡，一张一张地翻阅。翻完之后，他还会努力将它们放回原位。

我不认为父亲对这些东西感兴趣，也不觉得他随手写下的那些零散笔记代表着他突然恢复了某段遗失已久的记忆，我当然更不相信他在思考：“这是我的办公室；这是我曾经工作过的办公桌。”但朱莉娅认为他肯定感到自己与那张桌子有“某种联系”。因为坐在桌前时，他脸上总是带着一种骄傲而自信的神情。

有一次，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装满照片的牛皮纸信封，信封上的地址有一部分还是用德语写的。信封正面有个记号：“下一站——维也纳。”

朱莉娅把照片拿给我母亲看。母亲告诉她，这是他们在20世纪50年代的一次旅行中拍摄的。当时，他们跟一群东欧医生参加一场会议。那些医生设法获准前往维也纳，与西欧和美国的医生交换意见。朱莉娅说，一说起那场在他们酒店某个房间举行的“秘密会议”，母亲立刻就活跃了起来。她说，他们邂逅了“一位非常聪明的匈牙利女医生”。那名医生计划逃离布达佩斯，并向我父亲求助，希望能在纽约或波士顿的精神病中心谋得一个职位。

朱莉娅说，母亲还告诉她，他们是乘坐著名的“东方快车”去的维也纳。那列车“从巴黎出发，直通伊斯坦布尔”（她说的也可能是“君士坦丁堡”）。她说，虽然在车上有单独的隔间，但他们在餐车遇到一对浪漫风趣的年轻情侣。相谈甚欢之下，他们不仅聊到很晚，第二天早上还相约一起吃早餐。

朱莉娅把信封留在了父亲的办公桌上。如此一来，我便看到了那些照片：有些是站在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正门人行道上的母亲，有些显然是他们遇到的那些医生。然后，我将信封放回抽屉，也就是父亲发现它的地方。朱莉娅说，对父亲来说，那些东西似乎都没有多大意义。

他从桌子里拿出来的所有东西，似乎只有前办公室门上那块已被侵蚀的名牌能让他有些许心潮澎湃之感。

“对他来说，那样东西的确有意义，”朱莉娅说，“从他用手指一一描过那些字母轮廓的样子就能看出来……”

她的声音突然有些哽咽，“不知为何，那情形让我忍不住想哭”。

父亲回家后的第一年，常常在餐桌前或办公桌上吃晚饭。西尔维娅说，他很喜欢她做的饭，因为他吃起来总是狼吞虎咽。她注意到，他在其他方面也很有活力，包括一直都在的性意识和自我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