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卷 第九章 论虚妄（第16/27页）

死亡的形式一个比一个轻松，它不同的实质取决于每个人的想象。在自然死亡中，我认为由衰弱和迟钝引起的死亡似乎从容而温和。在暴死中，我想象跳崖比由破产折磨而死更困难；一剑刺死比一火枪打死更痛苦。我宁愿饮苏格拉底的饮料而亡[119]而不愿像小加图那样自杀[120]。尽管死是一回事，我凭想象仍然发现投进灼热的大火炉跟跳进平稳的河道有生与死般的区别，因为我们的恐惧让我们愚蠢到只重视方式而不重视结果。死亡只是一刹那间的事，但此事重要到我宁愿付出我生命的许多天以求按我的方式度过那一刹那。

既然每个人在想象中对死亡的厉害程度感觉有深有浅，既然人人都有选择死亡方式的某些权利，我们就进一步试试以找出一种摆脱一切不快的死亡方式。难道不能让死变得更痛快些，就像安东尼乌斯和克雷奥帕特的同死群体那样[121]？我把哲学和宗教所作的努力放在一边不提，虽然那些努力十分艰辛而且堪称表率。在毫无可取的人们当中，有些人——如罗马的佩特罗尼乌斯[122]和提吉兰[123]——是被迫自杀，他们因为疏于准备，死起来就像睡着了似的。有些人让死亡在他们平常消磨时间的宽松氛围里，在姑娘和快活的朋友当中自然产生，一溜而过。没有安慰的话，也从不提遗嘱；没有矫揉造作的信誓旦旦，也没有关于他们未来生活状况的演讲；而是在赌博、吃喝、戏谑，在人人喜爱的闲聊，在音乐和爱情诗当中一溜烟过去。我们难道就不会以更正派更从容的态度模仿这样的决心？既然有适合疯人的死法，也有适合圣贤的死法，我们就找一种适合不疯不贤的寻常人的死法吧。我的想象力已为我显现出一种较易接受的死法，既然人人都得死，这种死法一定会令人向往。罗马的暴君以为允许罪犯选择自己的死法就是给罪犯以生命。然而特奥弗拉斯特[124]，一位极正直极谦逊极聪明的哲人，不是曾为理性所迫而敢于唱出这句后来为西塞罗拉丁化了的诗句吗：

是命运之神而非智慧支配我们生活[125]。

——西塞罗

命运在怎样助我享受生活条件的便当呀，便当到从今以后我既不需要任何人也不受任何妨碍。在我年龄的每个阶段我都可以接受这种生活条件，但在我编写我的片言只语以及我离开人世之际，我却格外乐于死得不让人高兴也不让人讨厌。命运以精打细算的补偿让那些自以为可以从我的死亡得到物质成果的人共同得到物质损失。死亡经常通过使别人心情沉重的办法来加重我们的心理负担；死亡让我们关心那些人的利益几乎跟关心自己的利益一样，或更多，有时是全部。

我寻求住所的舒适而从不要求它的排场和宽敞，更确切地说，我厌恶排场也厌恶宽敞。我需要的是简朴的花园式住宅，这样的住宅经常可以在人工痕迹较少的地方见到，大自然以一种纯天然的雅致给这类住宅争光添彩。“饭菜不丰盛，但很讲究[126]。”……“才气多于阔气[127]。”

有些人被生意吸引让驴在大冬天拖着车走，只有这类人才会在路上猝不及防陷入困境。而我，我往往为乐趣而出行，我行路绝不会如此糟糕。如右边天气阴沉多雨，我便往左边走；如遇上不宜骑马的地方，我就停下。如此这般行路，我实在看不出路上的乐趣和舒适如何比家里逊色。真的，我认为多余的东西永远是多余的，我发觉讲究和富裕本身对人有害无益。我身后是否还有什么东西可看？有，我便返回去，因为那也是我要走的路[128]。我从不画出明确的旅行路线，无论是直路还是弯路。如在我前去的地方不曾寻到别人谈及的东西（别人的判断不符合我的判断之类的事经常发生，而且我大都认为别人的判断不正确），我也并不抱怨自己白费了力气：因为我明白了别人所说之事纯属子虚乌有。

我跟社交界人士一样具有自由不拘的气质和广泛的兴趣。一个国家和另一个国家生活方式之差异在我身上仅仅体现为我对多样化的爱好。每种习惯都有存在的依据。无论是锡汤盆，木汤盆还是陶汤盆[129]，无论是煮熟的还是烤熟的，是奶油还是核桃油或橄榄油，是冷食还是热食，我认为全都一样。这种无所谓的态度使我在逐渐衰老时竟非难我的适应能力，人老了倒需要娇气和挑剔来阻止我胃口的鲁莽，有时也需要靠娇气和挑剔减轻我胃里的负担。我不在法国而在别处时，为了对我表示礼貌，有人问我是否愿意得到法国式的菜肴，我毫不在乎，总是一下便坐上挤满外国人的餐桌[130]。

眼见我们的人对自己习惯以外的习惯格格不入而且为此种愚蠢的脾性沾沾自喜，我感到害羞。他们一离开自己的村子就仿佛离开了适于自己生存的环境。无论去到哪里他们都要坚持自己那一套礼仪而且对外国的礼仪极为憎恨。倘若他们在匈牙利遇上一个法国同胞，他们会为庆贺这次奇遇而大吃大喝[131]：这不，他们又结成同盟，又凑在一起谴责他们见到的众多野蛮风俗了！那些风俗既然不是法国的，怎能不是野蛮的？即使有最机敏的人承认那些风俗的存在，那也是为了对它们说三道四。多数人出门就是为了回来。他们在旅行时以一种沉默的、不与人沟通的谨慎态度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从而保护自己免受陌生空气的传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