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卷 第十章 论慎重许愿

与大多数人相比，能触动我的事物，确切些说，能使我留恋的事物寥寥无几；凡事只要不左右人，触动人都有道理。我十分留心通过学习思考审慎提高我这种无动于衷的特权，而这种特权在我身上已自然而然大有进展。我赞成的东西少，因而热衷的东西也少。我视力清晰，但我的视线只停留于很少的事物；我感官灵敏却怠惰。我的理解力和应用能力均嫌迟钝：我因而难于投身任何事情。我尽我所能把一切利用于我自身；而正是在此何题上我要克制我的情感并乐于支持我的感情不过分投入，因为我虽熟谙此道却仍受人摆布，而且我对此的支配权远不如命运对此的支配权。因此，连我十分珍视的健康，我都可能有必要不抱希望，也不能认为疾病可以自外而来便格外热心关注身体。在憎恶痛苦和酷爱享乐之间本应适度；柏拉图曾为我们安排了一条介于两者之间的生活道路[1]。

然而我的确在竭力对抗使我不能一心专注于自己却寄托于别处的情感。依我之见，人有必要顺应他人，但只应献身于自己[2]。倘若我能轻轻松松抵押我的意愿，并使意愿适应这种抵押，我是不会坚持抵制的：我太脆弱，出于天性，也出于习惯，

对事务反感，

天生为闲暇而心安[3]。

——奥维德

持续不断的激烈争论最终会有利于我的敌手，争论的结局会使我的狂热纠缠变得并不光彩，这样的争论和结局也许都将残酷折磨我。如果我像别人一样直接伤害人，我内心绝无力量承受好管闲事者经历的惊恐和激动；我的灵魂会因我内心的极度不安而立即崩溃。如果说有时我被迫掌管某些外部事务，我允诺的是掌管而非管到肺腑心肝；是承担而非与之混为一体；是照料，是的，但绝不热衷：我看那些事，但绝不盯住死看。我需要安排的事颇多，我个人也有众多揪心到血脉里的事务需要处理，哪里还容得下外部的事并为之卖命；我对纯属个人的日常基本事务兴趣颇浓，当然不会再招揽外部的事。明白自己欠自己多少情，自己该为自己效多少力的人都认为他们此种天然差事已足够他们忙碌而毫无闲暇。家事足矣，无须他顾。

人都在互相租赁。人不为自己而为他们屈从的人具有才能；他们家里住的并非他们自己而是他们的房客。这种普遍存在的性格使我不快：人必须爱惜自己心灵的自由，只有正当理由能促我们抵押这样的自由，而只要正确判断事物，正当理由是寥寥无几的。瞧那些习惯于受人控制支配的人，他们在哪里都可以抵押心灵的自由，无论为大事小事，无论与己有关无关，都可以抵押；哪里有困难，哪里有责任，他们都不加区别一律插手，他们心里不乱便活不下去。“他们只为忙碌而找活干[4]。”非因他们愿意走得如此之远，实因他们不能自我控制，恰如石头坠地，只有掉到地上才会停止[5]。在某种类型的人看来，工作乃是精明和位高的标志。他们的思想只在动中求静，有如儿童在摇篮中寻求安睡。他们对朋友说得上热心殷勤，而对自己却可谓十分厌烦。无人愿将银钱分发别人，人人都分发自己的时间和生命；我们对时间和生命挥霍之多超过我们挥霍的任何东西。唯吝惜时间与生命可贵，有益[6]。

我的性格则迥然不同。我一切依靠自己，大凡希望得到什么均从容不迫，而我之所求原本寥寥；我忙于事务亦如此，罕见，不急不躁。人们企望什么处理什么总全力以赴，急切热烈。而世上险境环生，欲万无一失，则必须入世而蜻蜓点水浅涉其足。应浮游其上而勿深入其中。沉湎于享乐，享乐本身亦为痛苦：

你踩着

隐藏于凶险灰烬中的火[7]。

——贺拉斯

波尔多的先生们选我作他们城市的市长[8]，而我却远离法国，更远离这个想法。我借故推脱了，但有人对我说我错了，国王也命令居中调停[9]。这个职位似乎格外崇高，因为除了任职的殊荣，既没有薪俸也没有别的收益。任职期两年，还可以通过下次选举连任，不过连选连任的情况极为罕见。如今却在我身上发生了，此前曾出现过两次：几年前德·朗萨克先生有过这种经历，最近是法国元帅庇隆先生[10]，我接替的正是庇隆先生的位置：我本人的位置后来交给了德·马蒂尼翁先生，他也是法国元帅，一位勇于参与崇高事业的人。

两者皆为优秀行政官员及勇敢士兵[11]！

——维吉尔

命运愿意在此特殊情况之下分享我的晋升以贡献自己一份力量。这绝非徒劳，因为在科林斯人的使节向亚历山大献出他们城市的市民花名册时，亚历山大对大使们不屑一顾[12]，而当大使前来向他陈述酒神巴科斯和大力神海格立斯如何列入此户籍登记簿时，他便亲切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