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奈斯库（第3/4页）

还有些活人，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请求，但是向谁请求呢？我请求让我重新得到已经去世的双亲和朋友。不久以前，我有几位朋友死得很突然，两个自杀了；第三个睡下去，就没有再醒过来。另外，我还有三位朋友得了可怕的疾病。我单独一人去过一片巨大的墓地，踯躅于陵墓之间。我是一个人吗？不，R.拉着我的手。她是有力的，勇敢的。没有她，我会变成什么呢？我的衰弱倒使她产生了一种力量。

人们可以，人们定将把这种阴郁的气氛归因于消沉。但是，消沉是有道理的。一个“智力”健全的人是在自己欺骗自己，他不想这个，把它忘掉，没有意识到……除非他不大明白，除非他没有感到受着支撑，没有感到世界是被用一种超现实的神圣的柱子支撑着的。这就是优美：感到从根本上、精神上和超感觉上来说，世界是实在的和充实的。对于超感觉的现实，如果没有、或者连一半也没有意识到，那么一切就都是渐趋消失的，世界就不是物质的，就不是具体化的。

可是，这个世界既然是使人感到抑郁的，那么它就是现实的。继而，我又觉得它蒙着一层薄纱，隐约闪现着一线颤动的微光。

我的思想并非总是处在这样的状态的。但应当说，我常常是这样。不管怎么说，处在我的意识或者无意识的深处的，是空虚。

过去我所干的一切，今天我的一切活动，都是建立在乌有的基础之上的。爱情可能会使您活下去。但是，它会不会是一种麻醉剂呢？

当我们向人们提出比较严肃的问题，当我们真正地问到他们本质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一个人要为人人活着，那是很困难的。我碰到了M，我对他叙说，我几个朋友的死是在何等程度上使我面对了真正的现实：非现实。当他们一个个在我们身边倒下去的时候，我们怎样还能站得住呢？“应该尽量做到不要在乎这些，”他对我说。“或者，如果还有些事可干的话，那就去工作。要不然，就去画画。”这真是些令人沮丧的办法，因为我觉得工作更加痛苦，还不如让自己在闷闷不乐中化为乌有呢。严肃是多么令人难以忍受啊。我反对一切的禁欲，只有这样，我对生存才能忍受。J. J.刚刚动过一次困难的手术，但他却显出异常的幸福。在等待做手术时，他想他能够有过一次生命，而且不管怎样还是生存过的，那就是很幸福的了。他曾经生活过。至于人们是否将会忘掉他，那关系不大。对他来说，曾经生活过就心满意足了……

我得去参加一次会议，同法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和东欧国家的一些持不同政见者在一起。这是一次讨论意识自由的代表大会，我要在会上发言。意识的自由？有什么用呢？今天，我对一切都已经无动于衷了。

这些老的学者，这些对文化充满兴趣、在法兰西语文学院里讨论给一个词汇下定义的学识渊博的人，可那是法国，是法国文化使他们活下去的。知识，思想，——这是一副还相当结实的骨骼。在智力上，法国有一副结实的骨骼。酒精和色情可以说是最后的屏障，它们掩盖了我的虚无。但是这些学者们，他们有文化，文化使他们活下去，他们有这个就觉得够了。他们要活下去，不再需要其他的东西，不需要酒精，不需要情妇，只需要严肃的科学。这完全像修道般的。当然，还需要友谊。

自1850年至上一次战争以后，除了有几个例外，比如波德莱尔，他就害怕腐败甚过虚无，可以说在法国文学中是不“存在”死亡的。然而，佐拉是被死亡搞得不得安宁的，比如娜娜的垂危就突出地表现了萦绕在他脑际的念头。但是大家都只是把他当作一个社会作家。如果没有社会，那么法国文学就全是爱情的心理分析了。人们偶然地死于爱情，死于随便任何一种疾病，在战争中也不是战死的。可以说，人们过去仅仅研究死亡的社会方面，死亡是外部的。只是到了将近1945年时，死亡才开始内在化，它是不可逃避的、本质的明显事实，并非是偶然性的。普鲁斯特想到了死亡，所有大的作家都明显地想到了死亡，但是他们——普鲁斯特也是一样——只注意到生存的戏剧性的一个方面，只注意到它的豪壮的性质；如果您是一个社会主义作家的话，那还会发现它的可鄙的性质。色情和政治要明显得多，它们比死亡显得更加真实。确实，现在还有这样的一批人，他们是搞政治的，是吃政治饭的。但是，对于死亡、历史和人类的末日的看法，已经深深地印在我们的脑子里，它们变成了真正的、本质的明显事实。

R.和我，我们俩互为依靠，也互为苦恼。夜里，我们蜷缩在一起。这就叫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