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灵凤（第2/3页）

这样怪癖的藏书家，他已经不将一本书视作是一本书，当然更谈不上借书给别人了。

旧时中国的藏书家，有些人甚至告诫子孙，以借书给人为不孝。如范声山《吴兴藏书录》引《湖录》云：“唐尧臣，武康人，为开建尹，有别业万竹山房，构楼五间，藏书万卷，书上有印曰：借书不孝”。宋周辉《清波杂志》，记唐杜暹聚书万卷，每卷末题诗其上曰：“清俸写来手自校，子孙读之知圣教，鬻及借人为不孝”。唐朝印书未流行，书籍还是抄本居多，以自己薪俸去辛苦抄来的书，当然应该珍惜，告诫子孙不应随便卖给人固然很应该，但连借给人也认为不孝，那就未免不近人情了。

书是应该借给人的，但有些人借了书专门不还，却也是令爱书家感到棘手的事。如赵令畤在他的《侯鲭录》中所记的那个专门借书不还的士人，就令人头痛了：

“比来士大夫借人之书，不录不读不还，便为己有，又欲使人之无本。颖川一士子，九经各有数十部，皆有题记。是为借人书不还者，每炫本多，余未尝不戒儿曹也。”

赵令畤并不戒儿曹不可借书给人，而是戒他们不可像那个士人一样，借了别人的书，“不读不录又不还”，这实在是很明达的见解。本来，与其劝人借书给人，不如劝人借了书应该归还。因为有人借了书不肯还，才有人吝啬不肯将自己的书借给别人。

中国旧时的藏书家，并不都是珍秘于枕函而不肯借给人的。有些认为与其藏之笥箧，供鼠啮虫巢，或留待不能读书守书的不肖子孙去变卖，不如慷慨的借给别人钞读。钱牧斋跋南村《草莽私乘》，谓当时有李如一者，好古嗜书。收买书籍，尽减先人之产。尝曰：“天下好书，当与天下读书人共之。古人以匹夫怀璧为有罪，况书之为宝，尤重于尺璧，敢怀之以贾罪乎？!”李如一的藏书，在中国藏书史上虽没有名，然而这几句话却是中国许多有名的藏书家所不肯说的。就如钱牧斋，他虽然“未尝不叹此达言，以为美谈”，可是他自己以收藏宋元精刻埒于内府的“绛云楼”，却“片楮不肯借出”，以致一场火灾，全部孤本秘钞都变成灰烬了。

不借书固然不应该，但借了书不还或是随意污损也是不该的。北齐的颜子推在《颜氏家训》中谈借书的道德说：

“借人典籍，皆须爱护。先有缺坏，就为补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济阳江禄，读书未竟，虽有急速，必待卷帙整齐，然后得起，故无损败，人不厌其求假焉。或有狼藉几案，分散部帙，多为童稚婢妾之所点污，风雨虫鼠之所毁伤，实为累德”。

颜氏的说理，每多平易明达，这里所主张的借书道德，也是古今不易的标准。他们自然不会吝惜不肯借了。

在从前书籍刻本不多，流传不广，购买不易的时代，如果要读书，既没有公共图书馆，自己又买不到或买不起，唯一的方法只有向别人去借阅或借抄了。因了借书困难，甚至有人不惜到有藏书的人家去做工，以便取得读书的机会，如《西京杂记》所记的匡衡，勤学而不能得书，“邑人大姓，又不识字，家富多书，乃与客作，不求其价。主人怪而问之，衡曰，愿得主人书遍读之”。

对于藏书家珍秘其所藏，不肯轻易示人，以致要读书的人无书可读，要参考校勘的学者望洋兴叹，而一遇兵燹水火的意外事件，所藏孤本秘籍往往一扫而空，因此引起有见识的爱书家的慨叹，如吴恺《读书十六观》引《鸿胪寺野谈》云：“关中非无积书之家，往往束之庋阁，以饱蠹鱼，既不假人，又不触目，至畀诸灶下，以代蒸薪，余每恨蠹鱼之不若也”。

秀水曹溶氏所拟的《流通古书约》，也指责藏书家的这种怪癖之可恶：

“书入常人手，犹有传观之望，一归藏书家，书无不缔锦为衣，栴枟作室，扃钥以为常有问焉，则答无有。举世曾不得寓目……使单行之本，寄箧笥为命；稍不致慎，形踪永绝，只以空名挂目录中。自非与古人深仇重怨，不应若尔”。

所谓《流通古书约》，便是曹氏鉴于有些藏书家秘其所藏，不肯示人，特地拟了这公约，呼吁有心的藏书家，出各所藏，有无互易，互相钞借的。他对于有些人借了书不肯还，以致藏书家不愿出借的原因，也不曾忽略。他说：

“不当专罪各不借者。时贤解借书，不解还书，改一瓻为一痴，见之往记。即不乏忠信自秉，然诺不欺之流，书既出门，舟车道路，遥遥莫定，或童仆狼藉，或水火告灾，时出意料之外，不借未可尽非”。

不过，曹氏的流通古书约，其范围仍以藏书家间互相有无钞借为原则，他的用意和南京丁氏所组织的《古欢社约》差不多，只是以“彼藏我缺，或彼缺我藏，互相质证，当有发明，此天下最快心事”为目的，并不是提倡一般性质的借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