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第5/6页）

古来最善解《庄子》的奠如宋真宗。张端义《贵耳集》载着一件轶事，说他“宴近臣，语及《庄子》，忽命《秋水》，至则翠鬟绿衣，一小女童，诵《秋水》一篇”。这真是一种奇妙批评《庄子》的方法。清人程庭鹭说“向秀郭象应逊此女童全具南华神理”，所谓“神理”正指诗中那种最飘忽的，最高妙的抒情的趣味。

庄子又是一位写生的妙手。他的观察力往往胜过旁人百倍，正如刘辰翁所谓“不随人观物，故自有见。”他知道真人“凄然似秋，暖然似春”或则“尸居而龙见，渊默而雷声。”他知道“生物之以息相吹”；他形容马“喜则交颈相靡，怒则分背相蹄”；又看见“泽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饮。”他又知道“槐之生也，入季春五日而兔目，十日而鼠耳，更旬而始规，二旬而叶成”。 一部《庄子》中，这类的零星的珍玩，搜罗不尽。可是能刻画具型的物件，还不算一回事，风是一件不容易描写的东西，你看《齐物论》里有一段奇文：

夫大块噫气，其名为风，是唯无作，作则万窍怒号。而独不闻之翏翏乎？山林之畏隹，大木百围之窍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嚎者，宎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随者唱喁，泠风则小和，飘风则大和，厉风济则众窍为虚，而独不见之调调之刁刁乎？

注意那写的是风的自身，不像著名的宋玉（？）《风赋》只写了风的表象。

讨论庄子的文学真不好从哪里讲起，头绪太多了，最紧要的例如他的谐趣，他的想象；而想象中，又有怪诞的，幽渺的，新奇的，秾丽的各种方向，有所谓“建设的想象”，有幻想；就谐趣讲，也有幽默，诙谐，讽刺，谑弄等等类别。这些其实都用得着专篇的文字来讨论，现在我们只就他的寓言连带的谈谈。

寓言本也是从辞令演化来的，不过庄子用得最多，也最精；寓言成为一种文艺，是从庄子起的。我们试想《桃花源记》《毛颖传》等作品对于中国文学的贡献，便明了庄子的贡献。往下再不必问了，你可以一直推到《西游记》，《儒林外史》等等，都可以说是庄子的赐予。《寓言》篇明讲“寓言十九”。一部《庄子》几乎全是寓言，我们暂时无需举例。此刻急待解决的，倒是何以庄子的寓言便是文学。讲到这里，我只提到前面提出的谐趣与想象两点，你便恍然了；因为你知道那两种质素在文艺作品中所占的位置，尤其在中国文学中，更是那样凤毛麟角似的珍贵。若不是充满了他那隽永的谐趣，奇肆的想象，庄子的寓言当然和晏子，孟子以及一般游士说客的寓言，没有区别。谐趣和想象打成一片，设想愈奇幻，趣味愈滑稽，结果便愈能发人深省——这才是庄子的寓言。

有国于蜗之左角者，曰触氏，有国于蜗之右角者曰蛮氏，时相与争地而战。伏尸数万，逐北，旬有五日而后反。

今之大冶铸金，金踊跃曰“我必且为莫邪”，大冶必以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为不祥之人。

庄子的寓言竟有快变成唐宋人的传奇的。他的“母题”固在故事所象征的意义，然而对于故事的本身——结构、描写、人格的分析，“氛围”的布置，……他未尝不感觉兴味。

儒以诗礼发冢，大儒胪传曰“东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诗固有之，曰青青之麦，生于陵陵，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接其鬓，压其颅，儒以金椎控其颐，徐别其颊，无伤口中珠。……

以及叙庖丁解牛时的细密的描写，还有其他的许多例，都足见庄子那小说家的手腕。至于书中各种各色的人格的研究，尤其值得注意，藐姑射山的神人，支离疏，庖丁，庚桑楚，都是极生动，极有个性的人物。

支离疏者，颐隐于脐，肩高于顶，会撮指天，五管在上，两髀为胁；挫针治解，足以餬口，鼓夹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则支离攘臂而游于其间；上有大役，则支离以有常疾不受功；上与病者粟，则受三钟与十束薪。

文中之支离疏，画中的达摩，是中国艺术里最特色的两个产品。正如达摩是书中有诗，文中也常有一种“清丑入图书，视之如古铜古玉。”的人物，都代表中国艺术中极高古、极纯粹的境界；而文学中这种境界的开创者，则推庄子。诚然《易经》的“载鬼一车”，《诗经》的“牂羊坟首”早已开创了一种荒怪丑恶的趣味，但没有庄子用得多而且精。这种以丑为美的兴趣，多到庄子那程度，或许近于病态；可是谁知道，文学不根本便犯着那嫌疑呢！并且庄子也有健全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