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第4/6页)

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傥,不以觭见之也。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其书虽环玮,而连犿无伤也;其辞虽参差,而諔诡可观。……其理不竭,其来不蜕,芒乎昧乎,未之尽者。

这可见庄子的文学色彩,在当时已瞒不过《天下》篇作者的注意,(假如《天下》篇是出于庄子自己的手笔,他简直以文学家自居了。)至于后世的文人学者,每逢提到庄子,谁不一唱三叹的颂扬他的文辞?高似孙说他:

极天之荒,穷人之伪,放肆迤演,如长江大河,滚滚灌注,泛滥乎天下;又如万籁怒号,潮湃汹涌,声沈影灭,不可控抟。

赵秉忠把他和列子并论,说他们:

而为文,穷造化之姿态,极生灵之辽广,剖神圣之渺幽,探有无之隐赜,……呜呼!天籁之鸣,风水之运,吾靡得覃其奇矣!

凌约言讲得简括而尤其有意致:

《庄子》如神仙下世,咳吐谑浪,皆成丹砂。

读《庄子》,本分不出哪是思想的美,哪是文字的美。那思想与文字,外型与本质的极端的调和,那种不可捉摸的浑圆的机体,便是文章家的极致;只那一点,便足注定《庄子》在文学中的地位。朱熹说庄子“是他见得方说到,”一句极平淡极敷泛的断语,严格的讲,古今有几个人当得起?其实在庄子,“见”与“说”之间并无因果的关系,那譬如一面花,一面字,原来只是一颗钱币。世界本无所谓真纯的思想,除了托身在文学里,思想别无存在的余地;同时,是一个字,便有它的涵义,文字等于是思想的躯壳,然而说来又觉得矛盾:一拿单字连缀成文章,居然有了缺乏思想的文字,或文字表达不出的思想。比方我讲自然现象中有一种无光的火,或无火的光,你肯信吗?在人工的制作里确乎有那种文字与思想不碰头的偏枯的现象,不是辞不达意,便是辞浮于理。我们且不讲言情的文,或状物的文。言情状物要作到文辞与意义兼到,固然不容易,纯粹说理的文做到那地步尤其难,几乎不可能。也许正因那是近乎不可能的境地,有人便要把说理文根本排出文学的范围外,那真是和狐狸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一样的可笑。要反驳那种谬论,最好拿《庄子》 给他读。即使除了庄子,你抬不出第二位证人来,那也不妨。就算庄子造了一件灵异的奇迹,一件化工罢了——就算庄子是单身匹马给文学开拓了一块新领土,也无不可。读《庄子》的人,定知道那是多层的愉快。你正在惊异那思想的奇警,在那踌躇的当儿,忽然又发觉一件事,你问那精微奥妙的思想何以竟有那样凑巧的,曲达圆妙的辞句来表现它,你更惊异;再定神一看,又不知道哪是思想哪是文字了,也许甚么也不是,而是经过化合作用的第三种东西,宁是你尤其惊异。这应接不暇的惊异,便使你加倍的愉快,乐不可支。这境界,无论如何,在庄子以前,绝对找不到,以后,遇着的机会确实也不多。

如果你要的是纯粹的文学,在庄子那素净的说理文的背景上,也有着你看不完的花团锦族的点缀——断素,零纨,珠光,剑气,鸟语,花香——诗,赋,传奇,小说,种种的原料,尽够你欣赏的,采撷的。这可以证明如果庄子高兴做一个通常所谓的文学家,他不是不能。

他是一个抒情的天才。宋祁刘辰翁杨慎等极赏的

送君者皆自崖而返,君自此远矣!

果然是读了“令人萧寥有遗世之意。”《则阳》篇也有一段极有情致的文字:

旧国旧都,望之畅然,虽使丘陵草木之缗,入之者十九,犹之畅然,况见见闻闻者也?以十仞之台悬众间者也?

明人吴世尚曰“易之妙妙于象,诗之妙妙于情;老之妙得于易,庄之妙得于诗。”这里果然是一首妙绝的诗——外形同本质都是诗:

天其运乎?地其处乎?日月其争于所乎?孰主张是?孰维网是?孰居无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机缄而不得已邪?意者其运转而不能自止邪?云者为雨乎?雨者为云乎?孰隆施是?孰居无事淫乐而劝是?风起北方,一西一东,有上彷徨——孰嘘吸是?孰居无事而披拂是?

这比屈原的《天问》何如?欧阳修说“参差奇诡而近于物情,兴者比者俱不能得其仿佛也只讲对了作者的一种“百战不许持寸铁”的妙技,至于他那越世高谈的神理,后世除了李白,谁追上他的踪尘?李白仿这意思作了一首《日出入行》,我们也录来看看:

日出东方隈,似从地底来,历天又入海,六龙所舍安在哉?其始与终古不息,人非元气安得与之久徘徊!草不谢荣于春风,木不怨落于秋天。谁挥鞭策驱四运?万物兴歇皆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