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叛乱与动乱

百姓的保护者需要知道国家的风暴什么时候来临。国家的风暴总是在双方势均力敌的时候最为猛烈。自然界的风暴总是在春分秋分时节最为猛烈。还有，暴风雨来临之际，总有一阵阵低沉的狂风大作，海上也会悄悄涌起大浪。国家的风暴来临之际也会这样。

太阳常常警告人们，在它照射不到的地方，

有暴动、叛乱和战争正在酝酿。（出自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农事诗》。）

针对国家的诽谤和攻击一旦频频出现、被公开发表，类似的谣言四处流传，并且很快被人接受，那都是叛乱的前兆。维吉尔还给这些谣言立下了一个家谱：

她是巨人们的姐妹，

众神激怒地母，生下了她，

她是巨人克乌斯和恩塞拉多斯（反对宙斯的百手巨人。）的妹妹，

巨人家族中的最后一员。（出自维吉尔的《伊尼阿德》第4 卷。）

在他看来，谣言似乎是过去叛乱的遗物，但其实它是叛乱即将来临的序曲。不管怎么说，叛乱的骚动和叛乱的谣言没有多大区别，就像兄弟姐妹和男女之间的差异一样。特别是遇到这种情况：国家的对策没有什么不妥，似乎还很有道理，应当受到拥护支持，却反被恶意曲解，肆意中伤。这种情况说明怨恨已经十分强烈。正如塔西佗说的那样：“当人们怀有极度不满时，统治者的对策无论好坏，同样会受到非难。”（出自塔西佗的《罗马史》第1卷第7章。）

要是认为谣言是动乱的前兆，就马上加以严厉的镇压，把这当做惩治动乱的良方，那也是不对的。因为对谣言置之不理往往是对付谣言的最好办法。一心想把它们压下去，反而会把人心不稳的局面永远延续下去。

还有对塔西佗的那种“服从”的说法也应当持有怀疑，他说：“他们表面上服从命令，但实际上却议论命令的内容，而不愿去执行命令。”（出自塔西佗的《罗马史》第2卷第39章。）实际上争辩和对命令的指示吹毛求疵，都是一种不服管束和拒绝服从的表现，特别在争辩的时候，赞成指示的说话畏畏缩缩、绵软无力，反对指示的却说话蛮横无理、非常放肆。

还有，马基雅维利说得对，君主就应该像是公众的父母一样，要是他们把自己当做一个派别，靠向一边，这就像是一条船，两边载重不均衡，就要翻船。

这一点在法兰西国王亨利三世在位时就看得很清楚，早先他为了铲除新教加入同盟，但不久以后正是这个同盟转而反对他了。当君主的权威只用来为一个政治运动做帮凶的话，那么一旦还有其他的约束比君主的约束更为牢固时，那就等于宣判那个君主就要失去王位了。

同样，一旦骚乱、吵闹以及党派之争公然出现，并且十分嚣张，这也是一种政府失去威望的迹象。政府中首要人物的运作，按照传统的说法，应当像众多行星在原动力下运行一样，这就是说，每一颗行星被原动力迅速带动，而它们自己的运行却很平和舒缓（按古代的天文学，天体被分成许多重天，最外层的是“原动天”，这一系列重天都以地球为中心运转。）。因此，当那些大人物在他们各自的运作中过于迅猛，如塔西佗说的那样，“自由放任，根本不把他们的支配者放在眼里”（出自塔西佗的《编年史》第3 卷第4章。），到那时，也就标志着运行轨道偏离了常轨。

威望是什么？那是上帝赐给君主的腰带，上帝一直在威胁要解除这条束腰带：“我将要解下系在帝王们身上的腰带。”（出自《旧约·以赛亚书》第45章第1节。）

政府的四大支柱是宗教、法律、议会和财政，当其中之一被动摇和削弱时，人们就不得不祈求上帝保佑了。这里我们不再多谈征兆的问题了（必须指出，人们对这个话题可能不太重视，不像对以下内容那样重视）。

现在我们先说说叛乱的物质基础，再说说叛乱的动机，最后说说铲除叛乱的方法。

叛乱的物质基础是个值得好好考虑的问题。因为防止叛乱最可靠的办法（要看时间是否允许）就是去除这样一个物质基础。原因是一旦燃料准备齐全，火星什么时候把它们点燃起来，那就很难说了。

叛乱的物质基础有两种，一是普遍的贫困，一是大量的民愤。有一点确定无疑：有多少失去家园的人就有多少支持动乱的人。卢卡斯对内战以前罗马的情况描写得十分确切：

贪婪的高利贷很快带来消息，

一场动摇信用的战争使许多人有利可图。（出自罗马诗人卢卡斯的《法赛利亚》第1卷。）

这个“使许多人有利可图”无疑是导致国家遭受叛乱和动乱的可靠征兆，如果有产者的贫穷和下层平民的贫困、需要结合在一起，巨大的危险就迫在眉睫了，因为饿肚子而造反是最糟糕的叛乱。至于国家中的民愤，就像人体中的体液，往往引起一种异常的热量，产生炎症。希望君主不要根据民愤的正当与否去衡量危险的大小，因为这样做无疑把民众想象得过于理性了，其实他们往往会把自己的切身利益抛在一边。同样，也不要根据灾难来自何方去衡量灾难的实际大小，因为它们是最危险的民愤，里边有恐惧成分，大大超过他们的感受成分。“痛苦有限度，而恐惧却是没有限度的。”（出自小普利尼的《书信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