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新亚书院

一

一九四九年春假，余与江南大学同事唐君毅，应广州私立华侨大学聘，由上海同赴广州。侨大创办人王淑陶，与君毅旧识。此校创于香港，迁来广州。其时共军已南至徐州。余念于人事素疏，上下无交际，一旦战氛渡江，脱身非易，不如借此暂避，以免临时惶迫。同事许思远上海送行，谓，君暂避甚佳，盼九月能在此重晤。是当时人亦知政局可急切转移，惯于生活在日军占领时之沦陷区，意谓此乃国内政权相争，更无逃避必要，故言之安详如是也。

及共军渡江，上海战事日紧，政府大部分机关已迁至广州。一日，应行政院长阎锡山邀，晤之其官邸。同受邀者，多青年民社两党党员。以学校教授资格者，惟余一人。余即席发言，谓，当抗战时，军队占最前线，政府居中指挥，教育界知识分子最在后方，惟受蔽护。今日形势已非，前线军队在崩溃中，恐不可恃。政府远退在此，知识分子教育界可以人自为战，深入民间，当转上第一线。俟人心有定向，国事庶可挽回，政局可重建基础，然后军事始再可振作。余意仅盼政府多方注意国内知识分子，至少在当时负群望为众情所归者，须及时多联络，设一妥善之安排。惜是日会场中，无人提及此层。余亦仅发一场空言而止。

又一日，在街头，忽遇老友张晓峰。彼乃自杭州浙江大学来。告余，拟去香港办一学校，已约谢幼伟崔书琴，亦不久当来，此两人乃余素识。又一人治经济学，余所未识。今亦忘其名。晓峰邀余参加。余谓，自一九三七年秋起，屡荷浙大之邀，仅赴遵义作一短期停留，有负盛情，每以为憾。此次来广州，本无先定计划，决当追随，可即以今日一言为定。晓峰又告余，近方约集一董事会，向教育部立案，俟事定再告。但此后不久，闻晓峰已得蒋总统电召去台北矣。

又一日，余特去岭南大学访陈寅恪，询其此下之行止。适是日寅恪因事赴城，未获晤面，仅与其夫人小谈即别。后闻其夫人意欲避去台北，寅恪欲留粤，言辞争执，其夫人即一人独自去香港。幸有友人遇之九龙车站，坚邀其返。余闻此，乃知寅恪决意不离大陆，百忙中未再往访，遂与寅恪失此一面之缘。今闻寅恪因红卫兵之扰，竟作古人。每一念及，怅恨无已。

又一日，与君毅同去广州乡间访熊十力，君毅乃十力之入室弟子也。十力只身寓其一学生家。余两人留一宿。十力亦无意离大陆，后去北平，闻其卒于沪上。又梁漱溟时在重庆，余与某君晤，顷已忘其名，由其作书劝漱溟来粤，亦未得复。又罗倬汉陪余同去访寅恪，后余在港办新亚，屡函促其来，亦拒不至。又杨树达，余晤之于广州中山大学，亦不久离粤返湘。如此之类，难于缕举。国家遭此大变，但距抗战流亡不久，家人生计，顾虑实多。亦证当时一辈知识分子对共党新政权都抱与人为善之心。果使中共政权成立后，能善体这番心情，亦未尝不可上下一体，共期有成。

二

余在侨大得识同事赵冰，一见如故。秋季侨大迁回香港，赵冰夫妇与余偕行，余即宿其家。后乃借一中学校教室，暑假无人，余夜间拼课桌铺被卧其上，晨起即撤被搬回课桌，如是为常。

嗣又得教育部函邀孔子诞辰作公开演讲重返广州。乃闻幼伟书琴两人已抵港，进行创办学校事，而余在香港竟未获与彼两人谋面。校名为亚洲文商学院，由幼伟约其友人刘某为监督，派余任院长。余去函声明，决践宿诺，返港共事，惟院长一职，万不愿任。一则人地生疏。二则粤语英语均所不习，定多困难。三则与监督刘君素昧平生。恳幼伟书琴另商。不日，幼伟书琴特嘱晓峰原邀之第三人治经济者返粤，携幼伟书琴函，面告一切，促余速返港。迨余抵港，晤及幼伟书琴，乃知依港例，申请创办学校，必由监督一人出面负责。刘君夙居香港，与幼伟熟稔，故请其任此职，俾便与香港教育司接头。并谓院长一职，亦已正式立案，成为定局，极难临时更动。此后校中一切事，彼两人必尽力应付。余见事已如此，只有勉允。

不久，幼伟忽得印尼某报馆聘其去任总主笔。书琴力劝其行，谓狡兔三窟，香港新校究不知若何维持，幼伟去印尼亦可多得一退步，港校事彼当加倍尽力。余见彼两人已同意，亦无法坚留幼伟。而赴广州面促余之某君，亦留粤不再返。于是亚洲文商之开学，实际乃由余与书琴两人筹划。有时书琴夫人亦在旁预闻鼓励。余即邀在广州新识之张丕介，时在港主编《民主评论》，恳其来兼经济方面之课务。又商得君毅同意，彼随侨大来港，恳其兼任幼伟所遗哲学方面之课务。书琴则任教务长一职。于一九四九年之秋季十月正式开学。时并无固定之校址，只租九龙伟晴街华南中学之课室三间，在夜间上课，故定名为亚洲文商夜校。又在附近炮台街租得一空屋，为学生宿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