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昆明五华书院及无锡江南大学

一

抗战胜利后，昆明盛呼北大复校，聘胡适之为校长，时适之尚留美，由傅斯年暂代，旧北大同仁不在昆明者，皆函邀赴北平，但余并未得来函邀请。又念国共分裂日显。自雅尔达协定后，美国急求撤退，而苏联则急求东进，国事蜩螗，方兴未艾。余昔在北平，日常杜门，除讲堂外，师生甚少接触。除西安事变一次以外，凡属时局国事之种种集会与讲演，余皆谢不往。每念书生报国，当不负一己之才性与能力，应自定取舍，力避纷扰。但自抗战军兴，余对时局国事亦屡有论评，刊载于报章杂志。学生亦遂不以世外人视余。幸余离昆明赴成都，得少人事纠纷。倘再返北平，遇国共双方有争议，学校师生有风潮，余既不能逃避一旁，则必尽日陷入于人事中。于时局国事固丝毫无补，而于一己志业则亏损实大。因此自戒，此下暂时绝不赴京沪平津四处各学校，而择一偏远地，犹得闭门埋首温其素习，以静待国事之渐定。

曾被邀赴常熟作讲演，钱子泉钟书父子亦被邀，同住一旅馆中，讨论及此。适沪上各学校争欲招聘，子泉力赞余意，钟书则深盼余留沪。即彼父子两人，子泉仍返湖北，而钟书则终留上海。而余则适有滇人于忠仁来访。其弟忠义方长昆明云南省立图书馆，有志中国学术思想之研究。彼则在抗战时从事滇缅公路之运输，获有盈裕，拟由其弟办一五华书院，邀余往。余于云南气候山水既所欣赏，又以其偏在边区，西南联大已离去，余再前往，正可谢绝人事，重回余书生苦学之夙愿。遂欣然允诺，于一九四六年秋，只身前往。然其时余胃病仍未痊复，不啻扶病而行。

及晤忠义，其人纯谨退让，温和可亲，颇自欣慰。而忠义见余有病，亦绝不以五华一切杂务相扰，仅求余每周作讲演一次或两次。为余觅一住处，即在翠湖公园中，前后五六进，皆空屋无人，余单身住其最后一进。一女仆随侍作膳食。翠湖既少游人，此屋则绝无人到。

余此去，乃知昆明气候不宜早起，最好应于日出后起床。午后必有风，最好能作午睡，至四时始起，则风已退。入夜，气候更佳。省立图书馆即在翠湖公园中，余每日晨起，必往阅读半日。下午四时或再往，阅读一小时左右。晚饭后，则散步湖上，静寂无人，非深夜不归。月圆当可有三夜，则非过十二时决不返。

又云南教育厅长张君，忘其名，乃留法学人，为余介绍一中医，一周旬日必易一方，余之再来昆明，养病之事乃更过于讲学。

二

时西南联大旧同事留昆明者仅二人，一为刘文典叔雅，余在北平时为清华同事。住北平城中，乘清华校车赴校上课。有一年，余适与同车。其人有版本癖，在车中常手挟一书阅览，其书必属好版本。而又一手持烟卷，烟屑随吸随长，车行摇动，手中烟屑能不坠。万一坠落书上，烟烬未熄，岂不可戒。然叔雅似漫不在意。后因晚年丧子，神志消沉，不能自解放，家人遂劝以吸鸦片。其后体力稍佳，情意渐平，方力戒不再吸。及南下，又与晤于蒙自。叔雅鸦片旧瘾复发，卒破戒。及至昆明，鸦片瘾日增，又曾去某地土司家处蒙馆，得吸鸦片之最佳品种。又为各地土司撰神道碑墓志铭等，皆以最佳鸦片为酬。云南各地军人旧官僚皆争聘为谀墓文，皆馈鸦片，叔雅遂不能返北平，留教云南大学，日夕卧烟榻上，除上课外绝不出户。闻余去，乃只身徒步来访，闻者皆诧，为积年未有之奇事。时则余尚未到。及余居既定，乃屡访之。窗前一榻，余坐其榻之另一边。每语，必移晷而别。又一人罗膺中，乃北大中文系教授，亦留云大。

有一退休军人，约叔雅膺中及余三人赴其家度旧岁。其家在昆明湖之南边，已忘其地名。汽车去，共三日，沿途风景佳胜，所至必先为叔雅安排一吸烟处所，余与膺中则得畅所游览。有一夕，停宿某县城，其城中有一老伶人，唱旦角，负盛名。已年老，不复登台。是夕，特在县署堂上邀其演唱，听者除叔雅膺中与余三人外，县中士绅约不过三十人。滇戏在全国各地方戏中，与京戏最相近。余等因在座上批评称道，并盛论京戏与滇戏之异同得失。演唱已毕，余等谈论犹不已。主人乃曰，不意三教授皆深通此道，滇中有老伶工栗成之，有云南谭鑫培之誉，彼亦年老退休。待返昆明，当告以三教授乃难得之知音，必强其登台，以供三教授解闷。

及返昆明，果成议。栗成之每逢星六之晚必登台，余等三人亦必往。余前在昆明，亦曾看过滇戏一两次，惟未见栗成之。但在茶肆品茗，则必有栗之唱片，常加听赏，及是，始亲睹其登台。犹忆栗之登台第一场，乃为审头刺汤。此后每星六，栗出场必择唱辞少，工架多之戏。然栗之一步一坐一颦一叹，实莫不具有甚深工夫，妙得神情，有绝非言语笔墨之所能形容者。每逢其一次登台，余必得一次领悟。实为余再次赴滇一莫大之收获。亦为余生平一番莫大之欣悦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