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第2/8页）

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所发生的一系列冲突中，传统的中国武术世界第一次遭遇到了中华帝国政府之外的另一个敌人——工业革命后现代化的西方世界。并发现后者的强大远远超过自己之前所遭遇到的一切强敌。在上述的三次冲突中，中国的武术家们尽管也取得过局部的胜利，却不可避免地发现自己的血肉之躯无法与西方人的枪炮相抗衡。这个悲剧性的遭遇最终导致了中国武术世界的解体，而它的敌人甚至并未注意到其存在。

一位反对者或许可以举出孙禄堂、杨露蝉、霍元甲等帝国晚期著名的武术家来论证中国武术界的延续性，但是少数精英的出类拔萃难以掩盖整个体系的衰败。正如在当代中国，仍然有少数精通儒学的学者存在，但是无可否认儒学作为主流思想已经走向没落。同样的过程也发生在中国武术上，一旦原本试图学习武术的青年发现，他们花费二十年时间所学到的高深格斗技巧往往敌不过一个孩童手上的一把手枪时，中国武术的没落就无可避免了。在19世纪到20世纪之交中国社会所发生的最深刻的变化之一，就是武术和江湖的分道扬镳。武术不再成为江湖空间中的主导力量，取而代之的是火药和子弹。事实上，在拳民之乱后仅仅几年，天地会等秘密社团就已经拜服在热兵器的威力之下，并用之来暗杀清政府的各级官员。商雅森博士（Dr. Sun Yat‐sen）就是靠这些用热兵器武装和重组的帮会势力建立了同盟会，在1911年推翻了中国最后一个皇帝的统治，建立了共和政权。

中国武术系统的衰落和玛雅人的天文学失传，或者古希腊的数学在中世纪被遗忘一样，是世界文明史上无可估量的损失。毋庸置疑，中国人在三千多年的漫长历史中，通过其特殊的文化实践和意识形态，掌握了对于人类身体运动的精确把握之技巧，并最大限度地开发了其潜能。但是这些成就的绝大部分，已经被现当代的中国人民所遗忘。西方人直到最近的时代——首先应该感谢李小龙先生和查良镛博士——才对此有所认识。

在美国，1973年，马萨诸塞州首次承认了针灸的合法地位，此后在五十一个州都陆续得到了合法化，今天，有一万多美国人在学习这一古老的东方人体技术，而接受过其治疗的美国人民多达数千万人。但是点穴的技术已经失传，也许在此后几个世纪里都不会复兴。阻碍这一技术复兴的根本原因是，西方科学中根深蒂固的主客体分离的对象化倾向，通过其表面上的技术之胜利，使得主要通过内省和自我调节的方式探索人体的东方智能被深刻地压抑了。自笛卡尔（René Descartes）以来，灵魂和身体被当成本质上不同的实体，一切可被经验的事物，都被当成外在对象那样被观察、计算和控制，而通向内心的原始体验之途径则被堵塞了。笔者认为，西方思想最大的误区之一是，这些体验并非仅仅是心灵的（psychic），而同时也是身体性的（bodily）。只有通过这些基本体验本身，才可能对人的身体性存在有本真的（authentic）把握，也才能让心灵成为身体真正的主人，从而产生出让我们今天的生理学无法理解的诸多现象，例如元婴（original embryon）和真气（authentic air）。

人们有时候会想知道，如果西方的科学和东方的古老智慧能够结合在一起，将会产生出怎样的奇迹呢？历史并非没有提供这样的机遇，但是结果却如同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的诗中所哀叹的那样：

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

东方与西方，永远碰不上。

武术世界在中国出现的条件

已故的萨缪尔·约翰生（Samuel Johnson）教授曾经提出过这样一个有趣的问题：为什么武学或武术科学（The science of martial arts）出现在中国而非西方？这个问题可以被视为李约瑟问题（The question of Needham）——为什么科学没有出现在中国而出现在西方——的反题。写作本书的初衷之一，就是试图回答这一问题的尝试。在这篇导论中，我们将对此做一番先行考察。

在任何文化中，都有格斗技巧或广义的武术的存在，但只有在中国文明中，武术的发展才不只是停留在单纯技艺的范畴，而深入到理论反思的层面，因此，成为了一门基于对人体之深入了解的学术。无疑，这一点是武术在中国文明中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的直接原因。但是，为什么这一点仅仅在中国文明，而非在其他文明中也得到同样的发展呢？为什么似乎同样出色的阿拉伯文明，印度文明，以及西方文明中没有发展出类似的高等学术呢？

在此我们还不能就中国文明本身的特质考察其具体机制，但是仍然可以从一般方面勾勒出武学在中国产生所需要满足的若干条件。首先无可置疑的是，任何可能发展出武学的民族，必须是一个具备文明的民族。亦即这一民族具有能够记载和传承其武术成就的文字系统。诸如黑非洲的黑人、俾格米人和布须曼人，太平洋上的波利尼西亚人，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的土著，爱斯基摩人，以及北美的印第安部落，无论其表现得有多么骁勇善战。他们那里不存在城市、文字和礼仪建筑，也就不存在武学。